再论“极限设计”

　　旅行是领悟人生的佳途，当然也是专业精进的妙方。不过，国内经济的日趋增长并没有让逆旅间转换的舒适度得到值得圈点的提升。事实上，近年来，各大交通枢纽内填满了或自愿、或被迫地“外出”的人潮，而那些表面奢华、体量巨大的建筑，往往成了折磨人的场域：炎热且拥挤的候车大厅，让农民兄弟只剩毫无尊严地裸着上身、席地坐卧;频繁延误并时时“崩溃”的机场大楼，让所有可能抱着侥幸心理的民众，最终只能焦躁不安且怒目相对。

　　我屡屡在各种场合明确反对某些“名”设计师、建筑家等的“定论”，说什么“中国就是人多，火车、建筑本都不是为了这么多的人而设计的”。试问，难道中国的设计所面对的不正是人多、农业与封建化深重，以及基础的人生和价值观教育并未彻底普及，这几项最本质又最顽固的问题吗?所以，我在《美术报》这个专栏开栏的第一篇便是讨论“极限设计”。

　　我可以再次明确地讲，“极限”在中国的当下，就是指以上述3种问题为核心的“矛盾集群”。大到国家层面，小到日常生活，如果忘怀了其中任意一项，而只知安逸享乐，我们宏观的、微观的事业，恐怕均将功败垂成。若是临到那样的结局，便是“极限”走向了一种泛化，用最通俗的讲法，即“危机四伏”了。

　　而设计最质朴但又最高妙的功效，即在尽量缓和并消解如此的“危机”。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从“形态”以及“非物态”角度观察，都称得上彻底失败的本土反例。

　　那是内地一家著名“廉价航运”企业。其公司徽记从视觉上便是非常粗率的3个“S”的组合，兼之毫无控制且想当然地刷上异常土气的绿色，以至在堂皇的值机柜台群落中，永远显得寒酸且荒诞。

　　当然，企业的决策层似乎倾向以此作为卖点，将丑陋的地主敛财手段复合“葛朗台”的心态，在现代制度中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他们通过出售飞机原就局促的搁腿空间来区分顾客。在不加任何铺饰的塑料和钢条拼装成的座椅上，倒是披挂了不少红红绿绿的廉价广告宣传。更可笑的还有，他们以不提供难嚼的机上餐食为荣，却热情地在狭窄过道上高价叫卖着低档的旅游纪念品。甚至，当遭到那些从被“地形”和心理催逼下苏醒过来的乘客的反抗时，狡黠微笑着的机舱服务员，会熟练地使用“国外的廉价航空也是这样”的鬼话进行搅闹与“弹压”。

　　航天、航空器原是解决“极限”的佳作，其次便是所有现代的公路和轨道交通等等。不过，在如此的全球化运营之下，旧的“极限”之终了意味着新的貌似亟待解决的“极限”竟又“应运而生”。智慧的现代人，似乎永远逃不脱如此的悲情循环。

　　还是再仔细端详一下国外并未走样的典范吧，比如目下被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新西兰基督城地震。当然，《南方周末》(2010年9月16日，C16版)的深度报道也说明，那种确保了零死亡率的极限式的设计，其“前身”同样是付出过惨痛的血的代价。不过，我更想说的问题还在于，国人现今对“设计”的理解确也太过于肤浅——什么是“好的设计”，新西兰的地震防范技术，以及最终落实到人的日用当中种种成功的，能够挽救生命，并能够与大地的震颤一起谐和律动着的人群的伟大创造，就是。

　　简言之，“极限”便是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要会“戴着镣铐跳舞”，要能“以不变却应万变”。从而，要将一切的拘禁变为自由，要把一切的丑陋转为美丽，要让一切的限制换做释放，要令一切的忽视化做关怀。那么，极限终究是无限，设计终究是不再设计。

　　但，这种“无”不是虚伪的掩藏，这种“无”不是矫情的躲闪，这种“无”不是刻意的颟顸。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无”不是简单的驱役和投机，这种“无”不是繁难的推进与突变。这种“无”是来自于人群和自然过往的收获，这种“无”更将走向面对未来的希冀与启迪。

　　所以，我感谢那些为解放这“极限”而奉献全部的无名者，并痛斥那些为设置这“极限”而“不懈奋斗”的无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