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助手陈友仁:他的情报引爆"五四"运动(图)

 

1927年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陈元珍提供）

 

 

    奉陈友仁之命，其子陈丕士（左二）、陈依范（下蹲者）护送鲍罗廷（左一）离开汉口，经过冯玉祥控制区返回苏联途中。右一为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陈元珍提供）

 

    孙中山的助手、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第一个获悉凡尔赛和会美日密约

    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纪念前夕，一本叙述孙中山亲密助手陈友仁一家三代革命史的重磅作品《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系陈友仁儿媳陈元珍女士。陈元珍是首个在海外设立新华社分社的中共著名宣传家陈依范的遗孀。近日，本书作者陈元珍女士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本专题采写及图记者吴波

    设计“倾向俄国”政策获孙中山肯定

    陈元珍回忆说，“辛亥革命之后，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过于由陈友仁设计的、获得孙中山肯定的‘倾向俄国’政策，它后来演变为‘联苏容共，扶助农工’政策以及‘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陈友仁不仅向孙中山建议‘倾向俄国’政策，而且做了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18年到1923年，孙中山或是住在上海法租界，或是住在被西南军阀控制的广州。不管住在哪里，孙中山寄人篱下，不由自主。孙中山向西方呼吁，屡次被拒绝，决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倾向俄国’政策。孙任命友仁，单枪匹马进行。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知道。”

    陈友仁不是单独去美国的。那时王正廷带头，由伍朝枢与郭泰祺等人组成广州政府访美代表团，陈友仁作为法律顾问随团同去。1919年初这个代表团转赴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友仁在巴黎，通过英国工运领导人汤姆·曼恩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克·陶利奥，与莫斯科直接接触。俄国十月革命推翻沙皇，从而占有沙皇的秘密档案，其中有一份是美国与日本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省的殖民权利转让给日本。陈友仁把这份密件寄给孙中山，孙立即转寄给在知识分子与学生中间有影响的北京《晨报》(亦称《晨钟报》)。

    凡尔赛的阴谋在几天之内传到中国许多城市，触发了五四运动。北京政府挺不过反对的浪潮，才下令北京代表团的陆征祥与顾维钧等拒签和约。这是中国外交家第一次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不肯低头签署损害国格的“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

    陈友仁1927年2月19日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与英国政府代表欧文·奥麦莱签订“陈-奥麦莱协议”。陈元珍说，“一般历史书上讲到这一事件，大略地谈谈群众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冲入英租界，陈友仁被迫收回英租界。其实它的过程复杂得多。”

    “在7个月之前，大约在1926年的五六月间，李立三等人也带领群众冲进汉口的日本租界与英租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与意大利的战舰配合各社团的志愿部队，把李立三带领的革命群众赶回中国城，几乎全军覆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中共与苏联高级顾问鲍罗廷才不得不让陈友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我书里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写。”

    “陈友仁收回的英租界地盘不大，但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亚洲给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独立后的马来亚第一任首相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一篇讲话里生动地表达了亚洲革命者对陈友仁的敬仰：‘陈友仁在我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仍然闪烁光芒。’”

    现在欧美学者错认为，是印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抗英事件，而不是中国在1927年迫使大英帝国开始从亚洲撤退。这种误会的原因之一，可能和中文材料里偏重群众运动有关系。他们不同意这种以论带史的写法，就大笔一挥，把印度置于中国之上。

（责任编辑：徐晶慧）

    对话陈元珍：

    “苏俄方面把密件给了陈友仁一份”

    广州日报：您写丈夫一家三代革命者传记的初衷是什么？

    陈元珍：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查三代。从1966年到1971年间，我的丈夫陈依范(英文名Jack Chen)给我讲了他的家史，以便我们商量哪些可以讲，哪些不讲为妙。从其中我发现很多宝贵的材料，不仅对我们的家史，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譬如说，一般历史书上提到“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不外乎是共产国际从海参崴派人来说服孙中山执行这政策。孙中山是被动的。其实它的来龙去脉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它开始时不叫“联苏，联共，扶助农工”，那时候一提共产党，国民党里几乎全都反对，所以陈友仁在设计它的时候，称它“倾向俄国”，而不是“倾向苏俄”的政策，连苏联的“苏”字都不提。一切都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18年陈友仁随广州政府代表团去美国，把孙给列宁的信托一位美国华人转往莫斯科。接着在1919年，陈友仁随代表团参加凡尔赛和会，在巴黎，通过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直接联系。这段失去的历史细节，给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阶段填补了空白。在我的书中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广州日报：您在写作中最大的困难和难题是什么？

    陈元珍：点点滴滴的历史材料，散处在一些鲜为人知的书刊里。我像侦探似的，这里发现一点，那里发现一点，搜集历史根据，充实内容。尽管我的丈夫，他的哥哥与姐姐，都告诉我不少家庭故事，但我不能单凭家人的讲述，必须找到有关材料予以佐证。

    举个例子吧。依范的姐姐茜兰和哥哥丕士都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在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就在大会附近的巴黎，他拿到一份美日秘密协约，阴谋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转让给日本，等等。许多历史文件认为这份密约的暴露，激起民愤，触发五四运动。然而密约高度保密，从何而来，怎么泄露的？我说归功于陈友仁，但必须有文献证据，才能令人信服。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东找西找，居然被我找着了。我有一次在朋友的书房里，碰巧翻了翻约翰·包尔写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其中我发现两项重要材料：其一，“破坏山东主权”是后来民主党总统败选的原因之一；其二，苏俄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收沙皇的档案馆，查出不少秘密文件，包括美日密约，即蓝辛-石井协定。苏俄在巴黎的代理人有心要捣美国和其他列强的蛋，把密件给了陈友仁一份。

    广州日报：陈友仁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设计者，被誉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儿媳，您眼中的这个外交强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元珍：陈友仁是忠贞不渝，深谋远虑的革命家，但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中国结束几千年的皇朝帝制，走向民国。辛亥革命很多参与者是海外华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他们那一代是开路人，是先锋队，在中国被称为快死的“东亚病夫”这样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没有他们英勇壮烈的斗争，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纪念他们，我们应该好自为之。

    三次革命与三个革命者

    陈友仁一家三代人，先后参加了中国现代史上三次最重要的革命，他们家族的历史与中国近代150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陈友仁的父亲阿陈是太平天国的战士。起义失败，阿陈逃亡海外，当“猪崽”，做苦工，最后定居在加勒比海的英属特立尼达。

    他的长子陈友仁靠奖学金完成学业，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1911年他携妻子儿女移居伦敦。同年秋天，他在华人社团碰见孙中山。偶然的相逢成为友仁生命中的转折点。他几个月后，于1912年初，回归祖国，报效革命。

    陈友仁的小儿子陈依范在1927年到武汉协助父亲工作，从一个18岁的资产阶级的少年，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终生以他的绘画、写作以及演讲的才能为革命服务，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徐晶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