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经由权力走向大众

　　“新星星艺术节”野心勃勃。它公然提出传承“星星美展”的血脉，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日渐远离大众，天价艺术家乃是明星而非艺术家，艺术展和艺术批评乃是故作高深而非品鉴艺术。这个主张能走多远，收获会有多大，尚不得而知。但是，它对于大众与艺术的关注，已经触动了很多东西。

　　谈到大众艺术，很多人都爱引用黑格尔的这段描述，并赞其浅显易懂：“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喜的神色去看水中所见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事实上，假如今天有艺术家将其付诸实践，无疑是一种行为艺术：把身体作为艺术媒介，置于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中，呈现出艺术家特有的体验和观念——这在普通民众看来相当前卫，甚至会因为不解而斥其无聊了。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几年前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有香港商人高价购得安迪·沃霍尔的一幅毛泽东肖像，国内媒体均以浓墨重彩予以报道，称沃霍尔因为无限倾慕毛泽东，投入了浓厚的感情，创作出自己艺术生涯中最优秀的作品。还有人认为，“本来这位画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毛泽东的伟大征服了艺术家的心”。这是社会公众易于接受的一种解释。事实上安迪·沃霍尔是一个恶搞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对传统艺术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性态度，从来就不正经，对谁都不在乎，他经常直接把美钞、罐头盒、垃圾和名人照片一起贴在画布上。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离大众更近呢?是涂鸦毛泽东照片的安迪·沃霍尔，还是画天安[5.23 0.19%]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张振仕?就艺术史而言，张振仕的作品传统而又精英，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则是波普艺术——顾名思义，就是流行的大众艺术。

　　三十年的艺术史可以分作两个故事来讲。前一个是爱情故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从“星星美展”的壮怀激烈到“八五新潮”的思潮叠起，以人文精神的重新唤醒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艺术为主题;后一个是财富故事，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艺术家们在半地下似的“山寨”中摸索了几年之后，突然之间山门洞开，钱财自西方滚滚而来。这到底是一个连续的成长呢，还是一种精神的断裂?它们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时再回头看“星星美展”的口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躯”，你也可以分别用到这两个阶段上。前一个是对大众的承诺，后一个是对艺术的期许。这二者本来可以不分离，但现实中它们没有走到一起。

　　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权力对艺术的操控。毕加索说过，“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都得不到承认。”而格林伯格说，前卫艺术“总是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于这个社会”。但是也有人认为，金钱对艺术固然可能是一种绑架，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它的支持作用。倘若没有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徐冰这些艺术家被西方炒家炒到国际舞台上，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就少了很多。

　　我主张艺术家彻底的选择自由，无论他是一个人画完阅后即焚，还是迎合西方拍卖行的商业规制。但是不管怎样，艺术与大众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社会公众将本土艺术家视为西方画商包养的怪物，也颇不正常。艺术到底是属于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人文的还是商业的?独立的还是迎合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这些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答案，那就是简单的二元论，非此即彼，制造对立。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艺术的权利。一方面是艺术家的艺术表达权利，他是否被允许、又是否有能力去实现它?艾未未曾经说，“艺术是不具有权力的，只有希望去争取一种权利，这个争取是艺术的一个特征。”在我理解，这里面既包含着对社会的争取，也包含着对自身的挖掘。另一方面，是大众的艺术欣赏权利。它首先来自艺术教育，其次来自思想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星星美展”的宣言至今激荡人心：“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作品里有各种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