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艺术的困守:小剧场多上演恶搞低级炒作剧目

　　许多年过去了，先生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日的世界上。 下个百年，路在何方？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们，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我们的心头——

　　曹禺百年，中国话剧百年，谁少了谁都不行。

　　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一批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目，中国话剧由此诞生，而标志其真正走向成熟是26年后《雷雨》的问世。

　　回望百年中国话剧，曹禺是无法绕过的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同时对导演、表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话剧真正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只是，曾经主流的话剧如今辉煌不再，在被边缘化的同时还面对着商业大潮的冲击和产业化等新挑战。有人感叹，曹禺之前无“曹禺”，曹禺之后亦无“曹禺”。

　　中国话剧走向何方？这或许是纪念曹禺百年最有意义的提问。

　　话剧艺术的困守

　　偌大剧场，除却舞台中央聚集的灯光，所有观众都隐匿在黑暗中，情绪跟随剧情发展起起落落。伴奏骤然响起，舞台上的冯远征深情朗诵道：“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原本寂静的剧场开始骚动，掌声久久不息。

　　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一出古装戏《知己》。清初，吴兆骞因江南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顾贞观为营救好友屈身坐馆明珠府，在极度思念与自责中写成《金缕曲》，不想感动了同样“以朋友为肺腑”的著名词人、明珠的公子纳兰性德。经众人合力，吴兆骞历经23载苦寒岁月终被放归。

　　不料，再见吴兆骞，昔时狂放不羁的才子竟已蜕化成溜须拍马的势利小人。面对形神相异的“知己”，顾贞观只能用“为了活着”来为他文人风骨的坠落开脱，“只是为了活着，蚂蚁搬家、鸡飞狗跳、苍蝇乱撞、猪崽归圈也都是只为了活着……”

　　《知己》是北京人艺的新排剧目，不只是谈论友情，更有对人性的反思和现实的批判。继去年首演引起轰动之后，该剧最近再度与观众见面，不少人含泪看完并称之为精神的“饕餮大餐”。

　　这样的演出场景过去并不鲜见。曾几何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国有院团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圣殿，演出的话剧作品代表着最高雅的主流文化。以北京人艺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凭借《茶馆》、《雷雨》等剧目缔造了第一次辉煌，七八十年代推出《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等新剧目迎来又一个春天，观众漏夜排队买票，成为见证当时话剧火爆的经典画面。

　　人艺依然是北京的文化地标，只是在审美多元的当下，她已不再是最令人瞩目的焦点，公众的视线更多被明星、大片所吸引。

　　除了一些经典剧目，国有院团很多新剧目的票房与口碑不尽如人意，过于强调艺术本身使观众渐渐远离话剧。体制不顺使得院团的创作与运营陷入困境，只能依靠财政支持。但即使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离社会中心，依然有一批人在坚守话剧艺术，呵护理想与信念。

　　走进南锣鼓巷胡同深处，在四合院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蓬蒿剧场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北京第一家民间投资建设并正式获得商演资格的小剧场。主人叫王翔，是一名牙医。

　　穿过布置别致的咖啡馆，隔着一扇门就是一个类似正方形的黑匣子空间，这种源于19世纪末欧洲的黑匣子小剧场不设固定镜框式舞台，座位可以随意移动以适应各种观演需要。

　　蓬蒿剧场以演出经典小剧场话剧和实验性小剧场话剧为主，如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莫来·西斯格尔的《打字员》等，此外还出品制作了原创剧目《我的唐山我的川》、《七月里的向日葵》、《8008》等。营业不到8个月，这里就成了文学与艺术爱好者的聚集地。

　　王翔说，北京长年正式公演的小剧场不过七八处，国家级的大剧场更是屈指可数，上演剧目重复、优秀原创剧目缺乏，通俗、恶搞、泛娱乐、低级炒作的剧目占领了小剧场大半壁江山。他的小剧场只上演有内涵、有文学含量和心理含量的剧目，同时对80%以上的剧目不收场租，或采取剧组制作、剧场监制、票房分账的方式，以减轻剧组成本。做这一切，他只是为了和更多人一起“抗拒恐惧、抗拒贫乏”。

　　商业话剧风生水起

　　国有院团发展受到掣肘，而一些民营剧社、戏剧工作室、独立制作人正成为搅热话剧市场的“鲇鱼”。

　　就在不久前，浙江话剧团儿艺中心换牌浙话艺术剧院，并上演了改制后的第一台话剧《幸福.com》，轻松好玩的剧情让全场笑声不断。该剧导演李伯男是北京话剧圈有名的新锐，被称为中国戏剧演出市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他曾将好莱坞爱情喜剧《初恋五十次》改编成话剧《我不是女朋友的男朋友》，上演后大受欢迎，原创作品《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更是小剧场话剧的经典之作，在全国10多个城市共演出千余场，创下了小剧场的演出纪录。

　　李伯男认为，话剧走向商业化是大势所趋。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剩男剩女”、“隐婚族”等都市白领的生活，紧扣时代与观众需求，极易获得观众共鸣。

　　包括李伯男在内，关皓月、黄盈、傅若岩等新生代正在让话剧以另一副面孔走近观众，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剧场。2005年，民间话剧团体北京戏逍堂开张，随后在全国启动建设话剧连锁店。今年，戏逍堂与沈阳某公司达成合作，在辽宁大剧院小剧场推出《我的老婆你别动》，票房之好超乎想象。

　　戏逍堂负责人关皓月说，既然是自己掏钱做戏，就必须从市场出发，创作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某广告做得红火，他们就推出《今年过节不收礼》，国产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他们做了《满城尽是金字塔》。关皓月认为，重要的不是做了多么专业的话剧，而是观众的认可。他的梦想是让戏逍堂遍布全国，成为话剧的知名品牌。

　　在上海，“白领话剧”、“悬疑话剧”近年来颇为盛行，笼络了以年轻白领为主的稳定观众群。甚至，这成了恋人们的常选活动项目，话剧本身已不重要。

　　事实上，话剧商业化的探索已非一日。上世纪80年代，赖声川创立表演工作坊，一部《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让多年没有戏演的台湾剧场重获生机。上世纪90年代初，孟京辉开创了以创作者为核心的制作模式，1999年推出的《恋爱的犀牛》已在全国演了260多场，观众20万人次，光是演员就换了4拨。

　　清新时尚、轻松幽默，且融入更多样的表演手段，商业话剧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传统话剧的刻板印象，让人们在繁忙压抑的工作之余开心一笑，释放身心压力，因此迅速掳获大批粉丝。

　　拿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来说，至今已根据不同主演推出多个版本，演遍大江南北，大受观众欢迎。陈佩斯的喜剧三部曲《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累计观众超过40万，票房高达6000万元。看话剧，在不少城市成了新的时尚。

　　没有精神痛苦成不了大家

　　尽管商业话剧市场红火，但也被艺术派批评为肤浅庸俗。有人认为，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艺术追求，在廉价的笑声中放纵沉迷，这对话剧和观众都是不负责任的。

　　与之相对的是，商业派批评传统话剧脱离时代，有限的经典剧目难以满足观众需求，同时也束缚了话剧艺术的发展。商业演出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年来重现话剧热，让更多人关注话剧，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论争尚无结论，况且并不重要，因为目前话剧并未迎来新一轮的辉煌。无论是艺术派还是商业派，都担负着同样的使命，那就是如何推动话剧更好地发展。

　　从9月7日起，北京人艺为纪念曹禺百年重排的《日出》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北京人》、《雷雨》、《原野》随后也将与观众见面，所有人都怀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努力排戏，只是为了更好地纪念老院长曹禺。

　　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说，话剧曾经是大众艺术，现在变成了小众艺术，但它能出现经典作品，而且伟大的剧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影视是大众消费，而话剧属于精英，就像人们光吃大排档不会满足，也希望享受大餐。

　　任鸣认为，如今的话剧演出不应再追求当初的万人空巷，而在于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一个时代不能论出了多少文艺作品，而要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因此国有院团要利用自身平台，以有限的资金聚集人才，创排真正有力量的作品。目前，人艺已邀请刘恒、莫言等一线作家写剧本，新戏将陆续开排。

　　“世界是多元的，艺术也是多元的。人艺有自己的风格，那就是民族化、现实主义、人民性，而且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风格，成为多元戏剧风格中的一个，并把它做到极致，人们想看经典剧目就来人艺。”任鸣表示，话剧商业化、产业化并非坏事，但除却实用主义，还需要阳春白雪，可以大多数走商业路线，但要保留纯艺术。比如人艺这样的院团，政府不能拿几个亿的票房作为考核指标，而要予以足够的财政支持，让艺术家能心无旁鹜地创作，使表演达到一个文化高度，真正代表国家的水准。

　　“不要责怪观众，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好作品拿出来，还有几个人像曹禺一样，写不出东西就睡不着觉？”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卢敏说，商业和艺术并非完全矛盾，现在社会心态普遍浮躁，为什么这个时代出不了“曹禺”，因为大家只有物质痛苦而没有精神痛苦，没有精神痛苦的人成不了大家，这或许正是纪念曹禺百年所要反思的。

　　卢敏认为，各个艺术门类都有此消彼长的阶段，如电影默片诞生后，有人说话剧要完了；电视剧走入千家万家后，有人说电影不行了。但直到现在，话剧和电影都还存在。不过，别寄希望于话剧拥有以前的辉煌，它只会在一定的空间内活着。重要的是，话剧是可以影响人一生的艺术，剧作家只有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一代人，才会有创作的冲动，才有可能拿出传世精品。 本报记者 陈扬渲 见习记者 陈若茜 通讯员 任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