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贫寒性情中人 奉军"客卿"张宗昌的兴衰成败

张宗昌。本报记者张静翻拍

    核心提示：

    张宗昌是一个有许多故事的人，人们耳熟能详，莫衷一是，但却很少有人去探究他的真相。他是一个军阀，是一个名声极差的军阀，但颇有意味的是，张宗昌同时又以“诗”名之于世，他的“诗”甚至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单从这点来说，也算是一个另类了。

    那么，张宗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如何投靠张作霖的，又如何随奉系之兴而兴随奉系之衰而衰，尤其是他和张作霖和张学良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呢？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加以阐释。

    张宗昌的出身和他的孝道

    张宗昌，字效坤，1882年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和张作霖一样，张宗昌也出身贫寒，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张作霖的继父是兽医，而张宗昌的父亲是吹鼓手，都是“手艺人”。但略有不同的是，张宗昌家可能比张作霖家还要穷——张宗昌的母亲曾在讨饭时饿昏，而张作霖的父母则未到此等境遇。

    张宗昌的父亲叫张锡福，早年穷困潦倒。但张锡福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是一个不错的吹鼓手，后来还做到“大抬杆”(领头的吹鼓手)的位子。不过，这并不能改变自家的窘迫状态。那个年月，吹鼓手甚至算不上是完整的职业，一来“业务”不多，只有邻近村屯的红白喜事才用得上；二来挣钱也不多，都那么穷，就算遇着“大事”，也不能太过铺张，一年下来，并不能贴补多少家用。而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死得早，可按下不表，其继父李兽医的手头还算宽裕，这多半是因为他为附近军营医马，而来往行商找李兽医医马的，自然也是有钱人。那时的马，可能相当于当下的桑塔纳——李兽医是给“有钱人”服务的——史玉柱不是有一个“法宝”，叫“挣有钱人的钱”吗？话又说回来，张锡福生在贫困人家，又如何寻得上等职业？改换门庭的奇迹是存在的，但通常来说，那只是一个传说。

    张宗昌的母亲侯栓妮也是苦命人，这也符合门当户对的规矩。据记载，侯氏六七岁即下田劳动，但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影响侯氏的“茁壮成长”，反而生得膀大腰圆，足有1.8米的大个头。张宗昌的个头也很高，滦州兵败时，有人劝张宗昌化装逃走，张宗昌苦笑着说，我怎么化装？除非把我的腿锯掉一截。

     1891年冬日的一天，侯氏在风雪中讨饭，昏倒在掖县珍珠镇的浞里村头，恰逢一贾姓男子路过，将其救起。后来，侯氏“跳活槽”，嫁给了这个人。因为张宗昌的名声太坏，在提及此事时，人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想法，并演绎出来许多“故事”，比如说她生性放荡，是个神棍，曾亲手杀了张锡福的小妾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实之词。

    当然，笔者这么说，并没有将张宗昌的父母推为楷模的意思，他们二人也有一些令人不齿的性格。比如说，张锡福家徒四壁，倒嗜酒如命，尤喜赌博，常置家小不顾，在外面鬼混，和张作霖的生父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赌徒；而侯氏则有些粗鲁，一张嘴就骂人“娘了个×”，不能说是一个有教养，懂温存的女人。但也有人称，侯氏的心地不坏，对于生活拮据的亲友和佣人，常施以接济。

    至于侯氏的再嫁，我们也没有理由求全责备。当生活艰辛到足以危及到生命的时候，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孤岛时期著名女作家苏青曾说过这样的话：“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苏青还反驳说：“我的问题不在于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同理，我们也可以如此替侯氏的“再嫁”辩解——问题并不在于再嫁不再嫁，而在于她的再嫁是否危害了谁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很多高尚的追求，但其实，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口饱饭。其实这无关操守，关乎生命。

    侯氏出走后，张锡福续娶了寡居掖县孙古庄的徐氏。张宗昌发迹后，对这位继母和自己的生身父母，都很好。尤其是对继父贾某，张宗昌也一样孝敬，视同亲生父亲，为其在家乡购置房屋田产，养老送终。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宽容的孝顺”。

    张宗昌的学识和性情

    张宗昌7岁的时候，曾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当时恰好张宗昌的舅父“侯大个儿”闯关东回来，给交了一点学费；而私塾先生祝修德因张家贫穷，也减免了一些学费。后来，张宗昌对舅父和祝修德都很好。张宗昌的母亲侯氏还过继了侯大个儿的儿子侯定柱，侯氏死后，其个人家产也为侯定柱承继。

    因为家贫，张宗昌在私塾的时间很短，所读不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但究竟认了一些字，不能说大字不识。后来，张宗昌能读能写，与此时打下的基础有关。我们可以从网上查到张宗昌的字，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总的来说，张宗昌的脑袋比较聪明，在与俄国人接触时，很快就学会了俄语，虽然不会写，但会话能力很强，据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称：张宗昌的俄语程度，可以做个好翻译。

    八九岁时，张宗昌就开始为生活奔波，他给地主放过牛，贩过鱼虾，当过酒保。当接到“生意”时，父亲也带他到鼓乐班子里帮忙。但是，混口饱饭却不是容易的事情，据《张宗昌外传》记载，一次，张宗昌放丢了地主的一头牛，被绑在树上，挨了一顿鞭子。张宗昌的母亲想去说理，可父亲说：“人家没让咱赔，就算不错了。挨顿打，有什么要紧？”后来，张宗昌衣锦还乡，特意到那地主家赔了那头牛钱。

    如果说来，张宗昌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但考其生平，亦有任性妄为的一面。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张宗昌赔偿牛钱可能并非本意，他大概只想看一看那个地主在他面前吓得哆哆嗦嗦的样子。但又一想，张宗昌未施报复，也已经足够了。

    还有一件事颇有意思。张宗昌投靠张作霖后，坐了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期间，张宗昌曾到哈尔滨去寻运气，后来又想去绥芬河(旧称北五站)，当时跟随张宗昌的有旧部二三十人。大约闲得无聊，便想寻寻开心，到邮局买来邮票，每个人的前额上贴上一张。没有车票，乘务员自然不让上车，这帮人就说：“我们跟邮局说好了，答应用3分钱邮票，把我们邮到北五站去”，说着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邮票，乘务员哭笑不得，又见这帮人穿着军装，称张宗昌作师长，也未敢计较，任由他们乱轰轰地挤上了车。此事见于《抚顺文史资料》第8辑《长腿将军张宗昌二三事》，文中斥以“胡作非为”，想来固有此等成分，但若真想白坐车，又何必要买邮票呢？大概找乐子的成分更多一些吧。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