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精神和灵魂危机的图形巨制刘亚明《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简释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是刘亚明构思多年，又以二年时间绘制完成的一幅巨型油画(300×1600厘米)。这是一幅由160多个人物组成的宏大的、具有史诗性结构的巨制。画家以惊人的才情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超现象的寓言式的图景——无数的各色男女在画家提示的空间中，或恐惧万分、或惊怵莫名、或绝望哀鸣……但这并非画家笔下的全部，在这种悲剧阴沉的主调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画家精心的伏笔——若干男女在其中表现出的尊严，从容和坚定。这是发自人性和精神层面的力量，看到他们应该使我们可以以极度悲观和绝望的情绪稍作缓解，进而看到一线希望和曙色。于是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刘亚明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虽然他的这个“积极”是如此沉重，如此的疑惑。而正是这种沉重和疑惑，表征了画家作为一个罗丹式的“思想者”对人类的命运——精神的苦难和灵魂的危机感受之深、思虑之重。

　　毋庸置疑，刘亚明的《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可以说极端悲观主义的，这和启蒙时代的乐观和中国传统时代文化的乐感(李泽厚命题)是根本不一样的。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曾经鼓舞了多少热血男女为之献身，它要求理想主义，要求乐观精神，不允许任何悲观情绪、不允许任何怀疑精神，然而回顾启蒙后两三百年的人类历史和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百余年历史，它的历史轨迹又是怎样的图景呢!仅以二十世纪为例：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的互相残杀、奥斯维辛的大屠杀、苏联的肃杀运动、中国的“文革十年”等等;这都是打着“国家主义”、“民族精神”、“革命运动”、“进步”、“解放”等等被神化和绝对精神化了概念之下所出现的人类浩劫。无怪乎有人思想者总结道：

　　唯物主义的宿命是虚无!

　　民族主义是一切专制暴君最后的避难所!

　　“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堕落!

　　这仅仅是人类造孽的一面，另一面是在工业革命、科技倡明的旗帜下对人类生存环境(自然)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有一句警示之言或许能让人类稍稍清醒一点——“人类将在对自然的无限惊夺中自掘坟墓!”

　　刘亚明的作品的标题和他的作品中的一尊巨大的卧佛，似乎在象征着画家呼唤一种超越的精神和某种救赎的力量。当然凭作品标题的含义和作品中的符号并不能说明刘亚明心中就一定有一个超物质的神性力量，他希冀以这个神性而实现人类的救赎。但是不可置疑的是刘亚明在画中所思考的重心是有关灵魂、宗教及人的生与死等等终极性和神秘性的问题。但这仍不能说明刘亚明是一个有神论者，以我对他作为人和他的艺术的了解，我更相信刘亚明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的上帝就在自然之中(自然神)。刘亚明还是一个对物质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价值观存在根本质疑的艺术家，他尚处在灵魂和精神的十字路口——以我的揣测他是在以敬畏和虔诚之心来应对自己经验世界之外尚不能被证明的灵魂世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刘亚明正在做的工作只能是，针对人类的苦难和精神危机进行审美的救赎——这是他的本分。

　　我觉得从刘亚明作品中解读出意义看，刘亚明是很有尼采意味的。在“悲剧精神”这一层上刘亚明是尼采式的，什么是悲剧精神?——“有力量的悲观主义、以悲观基础的快乐的智慧”。准此，我相信刘亚明是一定会欣赏尼采的这句名言的：

　　“须从艺术家的眼光观察科学，更须从生命的眼光观察艺术。”

　　刘亚明的确用的是艺术家的眼光，在他那里传统的以认识论方式观照事物和人物的方式已不存在，代之的是一种心理学和人性学的精神观照方式;而生命精神则是悲剧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整合，这种生命精神之下，人的力量和尊严才能真正地得到表达。

　　欧洲新一代宗教哲学家指出现代人在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中出现了一个孤立和疏离的过程，这就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孤立;人与人的疏离和孤立;人与上帝的疏离和孤立。虽然这是欧洲思想家提出的命题，同样也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人，原因是面对现代化的问题，面对灵魂和精神人性的反应大致是相通的，而这个认知我们可以在刘亚明的《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得到印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亚明所表达的并不单单是一个中国的主题，而是一个人类的主题。

　　刘亚明的艺术在近年一直有象征主义的倾向，通过《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使他的象征主义艺术品格基本成型了。兴起于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艺术流派发轫于诗歌领域，后拓展到绘画成立独立流派.从艺术精神法则上说，系指在对象把握上，用被理智化的感受性从内心世界和表象世界的对应中发现独特的现实，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以象征和暗喻作为表达的主要手段，亦即，和某种形象相对应的思想观念和内在感情。无须进一步分析，刘亚明的作品在内在精神上是合乎上述定义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学思想上刘亚明的作品也有“新历史主义美学”的色彩。在西方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美学，是作为挑战解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力量而登场的。它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将形式与历史的传统母题加以重新整合，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起来，从而使艺术告别解构的独标异说的差异游戏，向建构意义的可能性回归。刘亚明的作品产生于中国式“独标异说的差异游戏”式当代主义艺术滥觞的时候，它的出现，尤其是以如此重大的主题，如此规模的幅面的出现，应该是中国当代主义(后现代艺术)另一股力量出现的证明。这并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当代主义艺术表达不能只是情绪，而应该有精神——一种具有精神文化建构意义的精神。

　　本文的题旨不是一篇分析画家表达形式和语言风格的文字，但行文至此，似乎对于艺术的本体问题，仍有言说的必要。刘亚明是一位很好地掌握了写实主义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油画家。并且对于古典绘画和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颇有思考：“我在国外看了很多原作以后，觉得这里面还完全有发展空间，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里面。中国油画发展时间不长，就100多年的时间，它的发展可能性是多样的，需要很多人来做，做一些欧洲人曾经做过但不一样的事情。”——这是很有见地的，或许这就是他的艺术使命。

　　刘亚明的油画探索一直是在难度和规模上着力，这种努力容易陷入古典油画庞大而又森严的传统法度的罗网之中，在这个关口之中刘亚明在表达上的下一个课题是如何建立私立的(个人性)的语言程式，而一旦有了这个属于个人性的语言程式，有关古典法则的尺度就不完全在他人手里，——因为你自己已有了法度，人们只能用你的尺度才能进入你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