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研究称:曹操墓是真的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应该不是假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2日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应该不是假的。

　　A “唯一对唯一”确认曹操墓

　　唐际根说，鲁潜墓志和石牌的真假，对曹操墓定性至关重要。石牌称墓主人为“魏武王”，“鲁潜墓志”称西高穴二号墓为“魏武帝陵”，二者相加，证实西高穴二号墓的主人下葬时称“魏武王”，至少在后赵时已被尊为“魏武帝”。“魏武王”与“魏武帝”一字之差，使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与曹操之间产生“唯一对唯一”的排他性关联，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曹操先后享有“魏武王”和“魏武帝”称号。曹操死后由“魏王”而进谥“魏武王”，并以此谥号下葬。8个月后，曹丕称帝，曹操被尊为“武皇帝”，此后人们以“太祖”“武皇帝”或“魏武帝”称之。

　　B 书体人物地名均难造假

　　唐际根说，研究鲁潜墓志后发现，鲁潜墓志不可能造假。墓志中与文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均真实无疑。

　　唐际根认为，鲁潜墓志14行126字的字体也没有造假。他说，后赵时期处在“由隶到楷”的过渡时期，官方书写文字，离隶书有较大距离，真正的楷书尚未出现。鲁潜墓志可以说是标准的过渡时期书体。如果要造假，造假者必须掌握极其高超的书法功底，否则不可能将126个字写得如此符合时代风格。

　　他认为，鲁潜墓志中的用辞和“表达式”没有造假：墓志中“丁卯朔”“其年”“墓入四丈”“子泰所安”这样的表达法符合时代特征。

　　唐际根说，鲁潜墓志中的人物难以造假。墓志中提到三个人物：鲁潜(字世甫)、解建(字子泰)、魏武帝。鲁潜其人在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其中《晋书》中提到此人系“晋都尉”，细读原文“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於勒”后知道，鲁潜的确曾是晋的都尉，后来降了石勒。墓志中的这个后赵鲁潜居然严格地“印证”了文献。

　　他认为，鲁潜墓志中的地名更难造假，如渤海赵安县、高决桥、陌西、上党等。已有学者就赵安县、高决桥、陌西等进行过讨论，证明所有表达均符合当时的地理和习惯。

　　唐际根说，鲁潜墓志中的年号和官名也没有造假。墓志中提到的年号为“建武十一年”。建武确为后赵年号。不仅河北省文物部门收藏有“后赵建武六年”的刻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甚至还收藏有“后赵建武四年”的佛像。官称则有“大仆卿驸马都尉”。关于这一官职的讨论，同样有学者研究，指出此处“驸马都尉”非皇帝女婿。鲁潜先为“晋都尉”，后为“附马都尉”与做女婿无关，实属正常。

　　C 土垢和水垢认定石牌系真品

　　唐际根指出，认定“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8枚石牌是真品，并非仅根据文字结构、书体、词汇及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石牌上有明显的历经千年形成并附于石牌上的土垢和水垢和这些文物的考古地层关系。

　　他说，文物埋于地下历经千年后，其器身或器表会发生各种变化。“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是石质的，历经长时间后，其器身或器表变化与玉器相似，一般会在器表形成一层“膜”，局部还会形成“皮垢”，甚至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玉器称之为“沁”)。这些变化是新的石制品没有的。即使假造出来，也容易识别。因为自然生成的“膜”或附着的“垢”都是“深入”到器物体内，而假造的“膜”“垢”“沁”等只停留在器体表面。

　　唐际根称自己仔细观察过每件曹操墓出土石牌的器表变化，确信这些变化均不是“浮在表面”或“粘在表面”的，而是“渗在”或“长在”器体上。

　　唐际根说，最能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不是假造文物的，是这些文物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同时代的物品，都有自己的地层，地层内的文物相互关联。如果原生地层关系的人为破坏，完全可以观察出来，后世的人为地层几乎可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