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料:各展其长的邓小平儿女们
邓小平的几个子女的命运,和邓小平是紧密相连的。在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中,他的几个子女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邓林:要画邓小平
在邓公的几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邓林不善言辞,她用画笔说话。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美展,获得了社会和界内很高的评价。
邓林属于特立独行性格。在邓家孩子中,受卓琳的影响,多数喜欢物理学,还有喜欢中文和医学,文史哲学都比较擅长。但邓林喜欢绘画,她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在邓家的孩子中,邓林幼时最苦。她出生在战争年代。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斗争最严酷的一年,那年9月,邓林出生。
卓琳生邓林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7天,忍痛将她的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去哺养。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邓林长大成人,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相聚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邓林儿时的心愿了却了,她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和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下放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承载更多的则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后来的岁月也是随着父亲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回到了北京。有了同父母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拿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又遇到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母亲。
在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她终于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想要画一个人,那就是父亲邓小平!
次女邓楠:给父亲当管家
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见这个女儿天资很好,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如愿以偿。
在邓小平的几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在“文革”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是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教授了在危急时刻如何处置的办法。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
邓小平二度落难,邓楠受牵连也受到批判。但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必须咬紧牙关。突然有一天,邓公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她们联系。这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身份。她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应急之用。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中南海里住不了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们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煤厂买煤,到市场排队买豆腐买骨头烧汤,到过年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木耳和大料……
此时的邓楠,显示出了小时候当孩子头的本领,让大家轮流“值班”,她总是能用“到时候一定给爸爸妈妈讲”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想父母的日子,大家见不着,全家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她说父母工资不够数。她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才行。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到字条回到家中,全家知道父母还活着,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后来,邓小平下放,兄弟姐妹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职责,收集兄弟姐妹情况,向父母报平安。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楠已非常明白肩上的责任。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
邓楠在邓小平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个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幺女邓榕:给父亲作传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
外界许多传说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
外界传说稍有区别的是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后来工作,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毛毛在下乡时,一个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他们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邓小平亲自“考婿”,他俩结为连理。再后来,这个老公成为邓家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那就是丈夫贺平。
邓朴方献身“残联”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邓朴方的这个形象让人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以这种病体上山下乡去进行全国性残疾人福利工作,自然辛苦。“这种降在我身上的责任,很难说是命中注定的。”邓朴方说。“不过,事情进展到目前这个地步,我想或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事实上,‘文革’后期我住在三○一医院的时候,就有过要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构想。当时和病友王鲁克(中共名将王树声之子)及一批志愿为残疾人工作的同好约见民政部和卫生部的部长,为提倡残疾人的福利初步交换意见,并在1983年3月15日组织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当时只想筹设一个康复中心,后来工作越深入,越觉得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于是,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
“到了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及‘中国残障人协会’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目前该联合会各分支机构已遍布全国,每个县都有一个‘残联支会’。1990年12月28日,中国大陆颁布‘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权益列入法律保障。”
为了这些让其他国家都为之瞩目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特别颁发“和平使者奖”给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及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则颁发特别奖给邓朴方。
邓小平的次子叫邓质方,又名邓梓方,生于1952年。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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