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遗产风波未平 北大始终不接招 （续）

（续）

季老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收藏时光

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对季老的收藏略有所知，他在博客中透露，季老的藏画有两批，一批是夫人的陪嫁。季老的夫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她出身于山东济南的一个大家族，著名的山水画家弥居田就是季老的妹夫。当初季夫人陪嫁的几十幅画，价值不菲。

第二批则是季老在上世纪50年代自己购入的大批珍贵的古画。建国初期，旧时豪门不是变买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当时季老属于国家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65元。季老又是学部委员，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还是政协委员，每月又多100元的津贴。再加上季老很勤快，写稿不少，每月也有两三百元的稿费，当时加起来是一笔很丰厚的收入。而季老当时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所费不多。

在那个年代，收藏界有眼光的没钱，有钱的没眼光，季老正好两者俱全，他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收藏时光。季老的眼光非常好，他收藏的下限是齐白石，也就是说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像徐悲鸿、张大千，季老都不收。季老的家里长期挂着五幅齐白石的画，当时是30元人民币买的，现在价值连城。

季羡林先生的收藏下限是齐白石，他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钱文忠回忆说，有一次季先生把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

1991年，钱文忠帮季老整理字画的时候，在他柜子的底层发现了两幅用纸搓绳子系着的长卷，一幅是张大千的，一幅是姚茫父的。钱文忠奇怪地问季老，你不是不收张大千的吗？季老说，那不是我的。钱问，在你的柜子里找到的不是你的吗？季老想了想才承认，当初我买画买多了，这是人家饶给我的。可以想象季老藏画的水准。

细数季羡林的精品收藏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数不胜数。其中颇多巨幅。

最著名的有苏东坡的《御书颂》，董其昌的画和行书，吴昌硕的水墨，唐伯虎的楷书，仇英、文征明、八大山人的画，金代定窑瓷器，宣德款黄铜观音坐像，再加上无数珍贵的古墨和印章，几乎件件是珍品。对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说，平生能遇到这个清单上的一两件珍品已是难得的机缘。在季老的收藏中，这也是精品中的精品。

除了画以外，还有田黄、古印、古墨、古籍、名人信札等藏品。仅以田黄为例，因稀少难得，民国时有“一两田黄十两金”之说。另外，季老特别爱惜文字，只要有字的东西都不扔，胡适等名人的亲笔信，他都保留得非常完好。

季先生的藏品为何历经“文革”仍保留完整呢？那是因为季先生被抄家抄得早，被抄之后就封起来了。“文革”之后，季先生在老朋友胡乔木的帮助下，收回了所有藏品。

2001年7月6日，季老与北大签署了一份捐赠协议——《关于季羡林先生向北京大学捐赠个人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的协议书》。在协议书上写明赠与人自愿将部分藏品、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奖金，也就是属于无偿捐赠。

在捐赠的附录中，从藏书到本人著作、手稿、往来信札、古今字画、日记、印章印石到收受的礼品以及有关录音录像带，甚至证书证章和有关季先生的报道评论，全部归于北大所有。在第13项中写着：一桌一椅、一印一盒、一笔一砚全部捐赠。

季承说，如果全部按这个清单捐赠后，他们家就全部归了北大，不仅家属一无所有，季老也相当于“裸捐”，一物不留。 季承说，他当初就觉得这个捐赠不合法。因为按法律规定，捐赠只能捐献属于自己的财物，但却在协议书里把包括季承母亲的和整个家庭的财产不经过家人的同意就全部捐献了。

季承认为这是一场无效捐赠，他在2006年就向北大表达过自己的反对意见。按季承的解释，2001年的全部捐赠是父亲身边工作人员李玉洁的一场杰作。李玉洁曾借着清理登记的机会，将包括苏东坡《御书颂》在内的36件精华藏品藏了起来。

当初北大官方宣布季老的藏品没有流失，但是五个月后，北大调查组和季承却在李玉洁床下的铁皮柜里找出季老的36幅收藏精品。看看去年3月26日在李玉洁的床下找出的文物清单，凡是有些收藏常识的人，无不咋舌。当时北大让季承把这批珍品带回去自己保管，但季承征得季老同意后还是交由北大代为保管。钱文忠说，如果季承有私心，当时完全可以把这批画拿回去。

钱文忠表示当初季老是有条件的捐赠，对北大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北大对捐赠妥当保存。二是把自己的捐赠公开展示，免费供学生使用，而不是藏在私人的床底下。三是不得流散出去。而部分本属于季羡林捐献给北大的藏品，最后于2009年3月26日在李玉洁所住房床下的柜中找到，而在此前的2008年10月，北大却表示季羡林捐赠的藏品一件没丢。“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有关方面并没有践约。”在钱文忠看来，可能是季老在捐赠的时候有附带条件，要求独立展示，无偿供北大师生使用。后来出现季老捐赠的藏品流失的现象，季老改变初衷也是合情合理的。

季老晚年，妻子、女儿先后去世，又与儿子闹僵。2008年11月7日，因闹矛盾长达13年未见面的父子俩终于见面了，70多岁的独子季承重回父亲身边，父子俩喜极而泣。长期孤独一人的季老得以重享天伦之乐，开始信任并依赖儿子。

季承退休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给李政道做助手多年。在今年5月出版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季承详细记录了父亲季羡林关于遗产方面的“嘱托”。

“自从我们父子相见，有大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是父亲的内部事务，这已经被搞得一团糟。譬如，工资、版税、房产、文物书画等。父亲心知肚明，对现状非常不满，于是便有意进行‘拨乱反正’。父亲做这些事，只能委托于我……他说：‘现在，我把钱，两处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保管。’我说：‘您放心吗？’父亲说：‘怎么不放心？我放心。’”

季承在书中提到，2008年11月20日和12月6日，父亲两次书面委托季承处理他的事务。

其中，在12月6日写的文件中有一份委托书，在场的人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名。委托书内容为：“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12月6日于301医院。”另外还有如下内容的声明：“有几件事情在这里声明一下：一，我已经捐赠北大一百二十万元，今后不再捐赠；二，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说过全部捐赠……”

季承在书中说：“这些文件，对于我处理有关事务，帮助很大。得到父亲的信任和嘱托，我决心要把父亲关心的事情办好，让他老人家安心。

另外，父亲对于他的财产，包括文物收藏、住房、存款等的归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没有写遗嘱，我也没有要求他写，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而我则是怕影响他的情绪。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他的钱和东西都是儿子的。譬如，有一次，有人给他送来稿费，他把钱拿出一些要发红包，剩下的立刻交给了我，说：‘我的钱都是你的。现在没有多少，以后会有的。’又如，2009年4月2日，在我和北大校方一起清点完了十三号公寓的物品后，他就对我说：‘我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由你处理，反正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护工小岳曾建议他写一份遗嘱，他说：‘写遗嘱干什么？我就这一个儿子，没有人和他争财产。他也没有要我写遗嘱。’的确，我没有让他写遗嘱，一方面，我觉得父亲的身体还很好，还有时间处理这些事；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刚刚和父亲团聚，就让他写遗嘱，实在不妥。再说，我有信心处理好父亲的遗产问题，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内部。

在家庭内部，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除了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何巍，他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就成了‘代位继承人’，和我具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我被授予全权，一定会按照人情和法律处理好遗产问题，对于妥善解决问题，我充满信心。”

“社会舆论对于父亲的文化遗产非常关注，我觉得，这主要出于对这部分重要遗产的命运的关心。在早，父亲就曾向北大捐献过自己的全部文化遗产，但是在后来发生的“季羡林藏画流失事件”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这部分重要文化遗产的命运深感不安。但是，不管这些文化遗产的命运如何，父亲和我们家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我们会妥善地加以处理，不会辜负社会的关注。至于流失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把它搞清楚，向社会做出交代。”季承在该书《严肃的嘱托》一章中表态。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