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棒打“曹老虎”

有两次,我差点如愿以偿与认定安阳曹操墓的社科院刘庆柱对垒了。
一次是今年1月,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邀请专家辩论曹操墓真伪,刘与我都是受邀主辩。然而,等我进入现场后才发现,老先生以自己的官方身份推托,拒绝出镜。
不久后,北京卫视再设电视擂台,我甚至在演播厅门口遇见了刘。但意外的是,当我们一方论述完观点,本应上场的刘庆柱一行人却已匆匆离去。
也许,他们不屑与外行争辩。也许,他们害怕在辩论中落败。这一次我发起、组织苏州论坛,就是为了棒打考古界这个“曹老虎”。我不是质疑曹操墓,而是彻底否定曹操墓。
没有曹操的“阴间身份证”
最初得知曹操墓被发现时,我希望它是真的。但证明它是曹操墓最好铁证如山,至少也要做到证据确凿。
曹植《诔文》说,曹操下葬时“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换言之,他的印玺没有随葬,而是将捆绑这些印玺的丝带放进去“意思一下”。但曹植的文字记述只说明,曹操墓没有“金印”、“银印”,但铜质印、木质印、石质印是要有的。
因为,依据曹操所处时代的丧葬风俗,有官职、有身份的人下葬后,一定会随葬这些“权力证明”,以方便其在阴间“对等转换”自己在阳间的“职位”、“职称”。生前实印不能随葬,也会临时刻一枚以代替。
正因如此,没有印章、墓志、哀册等“阴间身份证”,认定墓主是非常不可靠的。如由南京博物院1981年考古发掘的徐州的龟山汉墓,发掘四年后都没有办法确定墓主,最后找到了一枚“龟钮银印”,才断定墓主是楚王襄王刘注。今年公布发现的洛阳曹休墓,也是靠一枚印章来认定的。
曹操墓肯定有印玺的第二个信息来自《晋书》,书中《礼志》(卷二十)称“(曹丕)及受禅,刻金玺,追加(曹操)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这说明,曹丕追认曹操为武帝时,为他刻了“金玺”,并且埋下。只是没埋在墓室内,而是在墓道前挖了一个石室。
我认为,曹操墓中必有一件或几件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物件,但在西高穴墓葬出土的400余件文物中,无一可作此佐证。而关键证据—带有“魏武王”铭字的石碑等物件,并不能唯一指向曹操。
出土文物疑点重重
这次的苏州论坛,我们公布了几项涉及曹操墓造假的证据。
首先,江苏金石学者李路平提出,《鲁潜墓志》是伪刻的。其实,《鲁潜墓志》一“出世”,一辈子研究曹操的刘心长先生,便质疑其真伪。而李路平则将“伪刻说”做了更为充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他的最新发现:“刻手”与西高穴墓葬中挖出来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同一人。
当时,李先生发现上述严重问题后,十分激动,半夜还给我发来短信:“方六,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有人竟然什么都敢干!”
其次,我认为曹操是可以叫“魏武王”的,但问题是,曹操下葬时能不能叫“魏武王”?东汉皇室给曹操的谥号是“武王”,如果加“魏”不仅不符合当时谥号的使用规则,还篡改了“圣旨”,这是严重违制。
参加苏州论坛的河南籍学者林奎成先生就此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指出,当时是讲“避讳”的,如果曹操死时,曹魏没有灭亡,用“魏武王”是对曹操的大不敬,故而得出结论,“魏武王常所用”系列石牌是伪造的。
此外,研究汉魏石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还摆出了另一力证,在全国动车组供乘客阅读的宣传性杂志《报林》上,潘伟斌已于大墓尚未开挖的2008年12月10日,发表题为《这里就是曹操墓》的文章,确认了西高穴村为曹操墓或其陪葬墓的所在地。
如果说“这里就是曹操墓”的结果是大胆推测了,那么,把“魏武王常用”看做“魏武王家用”算是小心求证吗?即便对当时的文字有不同的解读,画面没有看清楚,为什么事后不说清楚?仅从这点上,潘先生的考古、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和发文动机,就值得怀疑。
事实上,这些证据已足够反证“曹操墓”。人证方面,西高穴村村民徐某,是考古队发掘“二号墓”雇用的民工。他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政府介入流入假文物的全过程;而物证方面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包括南阳造假者参考用书《三国演义》,书中记有河西高穴村干部联系号码。
只为公益没有利益
苏州论坛放在第三地,是出于避免“利益之争”的考虑。我们的正式主办单位是河北邯郸古邺城文化研究会、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等四家,赞助商是央企华润置地(苏州)公司。
其实,活动的最初策划也曾希望邀请“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看上去更为专业的学术团体来“打假”。因为“曹操墓”考古只见“结论”,不见考古报告,没有“靶子”可打,于是这些大学团体亦改为个人名义的“学术支持”。
虽然我们这帮打假学者被讽刺为“边缘考古专家”、“内行人说外行话”,但我们所曝露的,即便是外行人也能看懂,为何真正的内行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安阳曹操墓”是人为操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地的“眼球经济”。在什么都没有弄清楚,连个考古报告也没有的情况下,就高调对外开放卖门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有人就想以“曹操”的名义,从观众的兜内掏钱。
作者系盗墓史研究学者、《三国大墓》作者、“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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