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集中营的控诉 侵华日军制造的东方奥斯维辛

    这里，曾关押过担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1924年奥运会冠军埃里克·利迪尔；抗战期间，这里是日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最大的外侨集中营

图为当时潍县集中营一角。马道远/提供

    在山东潍坊奎文区，至今仍保存几座19世纪末期的建筑物，它们历经沧桑，见证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一段艰难岁月。

    1942年至1945年，日军在山东潍县设立“敌国人员生活所”，最多时关押外国侨民2000多人，一度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外侨集中营，有人称它是“东方的奥斯维辛”。

    今年8月17日，是潍县集中营解放65周年纪念日。当年的潍县，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风筝之都。在潍坊市乐道公园，一尊名为“胜利·友谊”的雕塑高高矗立，雕塑的基座上，镌刻着当年被囚禁者的名字——戴爱美、毕大卫、李爱锐、柯喜乐、孟义、戴存仁……这是一群蓝眼睛、黄头发，却拥有地道中文名字的外国人。

    乐道院瞬间变地狱

    潍县集中营原来是美国人狄乐播来中国传教，在潍县城东关买地160亩建立的乐道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这里设立集中营，强行拘留关押在中国沦陷区内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尚未来得及撤离的旅华侨民。

    1942年3月，驻潍县的日军宪兵突然开进乐道院，强行驱赶居民。日军在乐道院四周垒起6座碉堡，架起铁丝网，在岗楼上装上探照灯，架起机关枪。昔日幽静典雅的乐道院，瞬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集中营。曾被关押在这里的外国侨民中，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博士、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1924年奥运会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还有327名儿童。

    集中营里的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据幸存者回忆，这里臭虫、老鼠猖獗，臭气熏天。每天刺耳的起床号吹响后，他们要迅速到指定的区域排队点名，用日语报数，然后参加劳动，动作稍慢一点就会遭到皮鞭抽打。

    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何时结束，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上多久。从进入集中营的那天起，他们不仅要长期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还要忍受因食品和药物极度匮乏带来的饥饿和病痛。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他们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身体停止了正常发育，集中营成为他们噩梦的开始。

    绝境中的无私援助

    潍坊日报社编辑马道远为写《乐道院集中营》一书，采访过许多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当时，集中营的食品供应很困难，一些难民偷偷将自己的衣服、金牙等物品裹好，在里面夹上一张写有用此物换食物的纸条，趁日本看守不注意扔出大墙。很多拾到这些东西的人都会从墙外扔回比对方要求数目多的物品。

    8月6日，笔者在离集中营旧址不远的虞河边，听几位纳凉的老人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乐道院附近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经常与大人们一起为集中营内的难民偷送食物。一天晚上，他踩着大人的肩膀爬上已搭好的木板，两手各提一包食物，像走平衡木一样小心地向前挪动。突然，一阵狼狗的狂吠声和刺耳的枪栓声，让他猛地一惊，身体失去重心，一声惨叫摔倒在电网上，瞬间被电击身亡。残暴的日军将他的尸体挂在了电网上。

    时隔多年，集中营幸存者、后来任美国新泽西州议员的戴爱美女士忆及此事，仍忍不住颤栗。

    家住潍坊的于兆吉老人家里至今保留着一把小木琴。他告诉笔者，当他还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看到集中营的墙头上趴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十分可怜。于是他跑回家拿了几个西红柿和一个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来到墙根下，放在吊篮里送上去。不一会儿，小女孩将一把自制的小木琴搁在篮子里放了下来。尽管语言不通，但于兆吉明白，这是小女孩对他的真诚谢意。

    集中营恶劣的生存状况，使许多人因无药救治而死去。被难友们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德位思博士，想到了唯一能方便出入集中营的运粪工张兴泰父子。听德位思博士说明了意图，耿直忠厚的张兴泰父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将一封求援信藏在粪桶底下带出集中营，转交给德位思的学生黄乐德。黄乐德看完信，立即拿出一些钱让张兴泰父子带入集中营救急。随后，他和儿子黄安慰到处募捐，共筹得30万元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分3次秘密送往瑞士驻青岛代办处外交官手中，再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为被关押人员购买急需的药品和食物。

（责任编辑：单晓冰）

    为了自由而抗争

    集中营非人的生活，激起了被关押者的强烈反抗。当时年轻气盛的美国人恒安石，不堪忍受饥饿和折磨，多次与难友密谋出逃。

    恒安石被日军关押前是辅仁大学附中的一名教师。1944年5月，他与同时被囚禁的英国海军退役上尉狄兰通过多次观察，摸清了日军哨兵的换岗规律，寻机出逃。在张兴泰父子和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恒安石和狄兰成功逃出魔窟。

    恒安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曾担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1981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卸任后，他曾专程到山东潍坊看望张兴泰一家。他说：“张兴泰是我的恩人，我是半个中国人。”

    本来可以脱离苦海的埃里克·利迪尔，是来自英国的奥运会冠军。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他打破了男子400米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在一次交换战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亲点了他的名字。但他选择了留下，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1945年2月21日夜，这位年仅43岁的体育天才病逝于集中营。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5年，漫长的囚禁岁月走到了尽头。尽管日本人竭力封锁消息，但盟军胜利的消息不可阻挡地潜入集中营。在他们渴盼自由的同时，同盟国正在紧张策划营救他们的行动。8月17日，经过选拔和训练的6名美军官兵和一名中国翻译，组成一个名为“鸭子行动队”的营救小组，乘坐B-24型轰炸机出现在潍县集中营的上空。美军随即实施空降突击，全副武装的空降兵跳伞成功，降落在集中营北侧的玉米地里。着地后，官兵们立即向集中营扑去，穷途末路的日伪军看守吓傻了眼，一动也不敢动。

    重获自由的人们互相拥抱，饮泣不止。许多人争着把空降兵使用的降落伞撕成碎片，留作纪念。

    集中营的岁月，成为曾被关押在这里的每个人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烙印。为了还原历史，警醒后人，两岁进入集中营、5岁时离开的庞特，退休后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了集中营资料的整理上。他还建了一个关于潍县集中营的网站，现在已颇具规模。

    像庞特一样，越来越多的亲历者为了这段历史不被遗忘，以各种方式记录和还原集中营的点滴。他们组织潍县集中营难友会、建立网站、写回忆录，努力找寻当年的记忆。沙德拉·司马女士出生在集中营，为表达对出生地的怀念，她用自己的积蓄在今天的潍坊市广文中学设立奖学金，还被学校聘为名誉顾问。利迪尔基金会在香港成立后，与潍坊一起筹建运动场，代训运动员。戴爱美女士也一直在寻访当年解放集中营的英雄——7位“鸭子行动队”成员。

    日军在华主要集中营

    沈阳集中营：盟军高官的“地狱”

    沈阳集中营又称“奉天俘虏收容所”，下辖两个俘虏收容分所，是二战东方战场战俘营中规模最大的。从1942年11月11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100多名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分别被关押在这两个俘虏收容分所，过了一段地狱般的生活。

    济南集中营：细菌实验的“货源”

    济南集中营成立于1940年5月。1942年底由驻济南日军第十二军管辖，用以训练战俘，输送劳工。因济南驻有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所以济南集中营的抗日军民常被作为日军细菌实验的试验品，成为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货源”。

    太原集中营：日军医院的“血库”

    太原集中营建于1938年6月，对外称“太原工程队”。战俘在集中营除了干杂活，还在市区修马路、筑桥梁、修机场等。日军还把战俘集中营当成军队医院的“血库”，经常将一批批身强体壮的战俘送到第一军医院抽血，大量战俘因失血过多而死。

    塘沽集中营：转运劳工的“驿站”

    塘沽集中营初建于1943年冬，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由此被送往日本本土做苦力。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169批，塘沽运送的有86批；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押上船的人数为38935人，从塘沽上船的有20686人，塘沽集中营成为日军转运战俘劳工的最大“驿站”。(曾火伦/辑)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