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不可能写《唐山大地震》

　　尽管是24年前出版的作品，钱钢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在这些年里仍一再被提起和阅读，两年前是因为汶川大地震，如今是冯小刚电影。昨天，先已在香港教书的钱钢来到上海作协——他也是在这里听到了地震的消息——讲述自己创作《唐山大地震》前后的故事，新版的《唐山大地震》将在今天开幕的上海书展上首发。钱钢说，24年前出版的《唐山大地震》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当年在创作时的要求就是讲真话。也正是作品身上的这种品质，直到现在这部报告文学还时常被人阅读。

　　在唐山护送孤儿出城

　　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时，钱钢说他在上海，“我在（作协）这个楼里听到了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消息”，那个时候他是在上海的军队里，并开始学习写作。“那个时候的新闻不是说唐山发生灾害，而是说党中央极为关怀。”钱钢说，他当时就决定去唐山，去组织诗歌的稿子。“8月1日我去虹桥，一架一架的飞机运的都是尸体袋，正飞向唐山。”钱钢没被允许上飞机，后来随上海防疫大队坐火车去了唐山。“当时救灾很简陋，部队赶过去，赤手空拳赶到唐山，没有带大型的设备，从废墟里边救人。我跟着上海医疗队防疫大队赶到唐山的时候正好碰到这样的场面，我们只看到一个活的人被救出来，看到的大量都是尸体。”

　　在去唐山前，钱钢说他妈妈让他去唐山找一个蒋姓老朋友，这个蒋叔叔当时正好在唐山做民政局长，“因为蒋叔叔是民政局长，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特别的机会，让我作为他的工作人员去参加护送孤儿出灾区，送到安全的地方。”钱钢说，他对于唐山整个经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车站一幕，“当年的火车站成了一片废墟，从这个火车站里边我们送一批小孩。大清早，朦朦胧胧的在火车站广场乱石堆上你看到一片蓝色，所有小孩都穿上发给他们的新衣服，白布条在胸前，写某某名字，某某村，没有别的东西。”一路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逗孩子们玩，避免他们情绪波动。” 离开他们的时候，钱钢说他们都是偷偷走开的，“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把你当作亲人了。”

　　出版遇到最佳时间窗口

　　“但是在1976年不可能写《唐山大地震》，完全不可能。”钱钢说，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批“四人帮”，之后又是对越反击战，“我就到了《解放军报》，做了记者。”

　　钱钢说，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批报告文学的出现，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一批作家发表了大批报告文学作品，呼唤人道主义、披露历史真相、揭露现实问题。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人文自由。”

　　“1984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 他们对我说再过两年就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咱写一个报告文学，写《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于是，钱钢重新回到唐山采访，以记者的身份，“这个时候再回唐山，怎么都觉得写"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不舒服，我就跟编辑说，新生就不写了，只写灾难。”而当时，钱钢写《唐山大地震》的目标就是《广岛浩劫》，“当时我心里想要写一本跟《广岛浩劫》一样的书，编辑思想也很开明，他说，"你说的对，为什么不可以。"”

　　1986年3月《唐山大地震》第一次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那一期只发这一篇文章，在当时来说这是狂妄之举。“《唐山大地震》第一次披露了那么多的事实，很多灾难的事实，告别神话、假话，讲真话、说人话，这是最基本的。”不久单行本《唐山大地震》出版。

　　钱钢说，《唐山大地震》在1986年的发表遇到了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口，“那个时候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我碰到了一个时间窗口，这个作品出来了。”

　　“唐山大地震”

　　日后只代表电影？

　　钱钢这几年都住在香港工作，“唐山和香港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是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命运里边有很多远远的在等着你的事情。1986年《唐山大地震》发表以后很快被香港朋友注意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海外的信，是港英政府的教育署发来的，他们准备把我书里的序放进中学语文课本，问我是否同意。我很高兴，没有向领导报告就自己决定同意。”所以，从1988年至今22年间，22届的学生读过《唐山大地震》，“所以，汶川大地震后，香港人很清楚地震意味着什么。”

　　因为电影的缘故，唐山大地震一事重新被人关心，“很无奈今天很多人不看书，看网，我就在网上发微博《唐山大地震》给你们看。一条微博140个字，我发24条，将书里边内容摘出来，加在一起3000个字。”不过令钱钢担心的是，因为电影热映的缘故，在很多年后，年轻人知道的唐山大地震都将是电影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