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践踏文化遗存的尊严镇江市双井路宋、元仓储被毁的历史投影

　　最近，全国的多家媒体报道了江苏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江市宋、元粮仓、明清驿站、古运河道等附属遗存惨遭强拆的事件，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这处遗址原本有望入围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谢辰生、徐苹芳、张忠培等先生纷纷来电话表示极大愤慨，并催促我尽快赶赴镇江进行现场调研。在相关部门和部分事件当事人的帮助下，对此案发生的前后经过开展多方调查，实地勘查，收集各种资料，听取正、反各方面的意见，基本了解了事件的本来面目貌。谢辰生先生一贯教导我，在采写报道和事件调查中，对任何事情的观察，既不能主观臆想，更不能随意曲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才能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受某些假象的欺骗。在这次调研、查证中，我是深深地理解了这一番话语的含义。

　　到镇江的当天，我在友人的陪同下，首先拜访了新任镇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局主抓文物保护的副局长孙小梅同志，由于她是2010年3月刚从电台台长的岗位调来从事新工作，对于前期宋、元仓储被拆一事只知道后果非常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十分清楚。她说，开发地块的城投公司，是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最近把未来的保护方案也做好了，就等省里专家来开会，能定下我们就坚决执行。她还送上了一册《镇江双井路大运河仓储遗址保护工程方案》给我。接着，我即赶到位于京口区的双井路工地现场。原在遗址内发现的13座宋、元仓储完整的仓基，其中划入“如意江南”楼盘范围的8座已全部遭毁，其中1号和2号仓址已经在打桩，只残存下小部分仓基。在“镇江市揽秀文物古建筑修建有限公司”的野蛮肢解下，另6座原本完整无缺的仓基粉身碎骨，遗址变成一堆建筑垃圾。同期出土的明清时期的京口驿、古运河河道全部被毁。仅剩拖板桥遗址尚算完整，目前对桥基也进行了加固性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系当初镇江市文物部门专家推荐的施工单位。我在调查中发现，2010年上半年，镇江市文化局的原有班子成员已经调整，和该案在业务和工作上有关联的相关领导除了分管副市长王萍同志，其他的不是退二线，就是另有升迁。

　　双井路改造项目是2009年镇江市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2009年7月，根据镇江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关于对镇江市双井路工程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申请》，江苏省文物局委派镇江市文管会办公室组织对双井路改造工程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具体工作由镇江市博物馆实施。2009年10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林留根所长和一批文保人员专程来现场察看，当时粮仓还未被发现，显露的就是元代拖板桥和明清古运河。2009年12月，镇江博物馆通过南京博物院上报了考古发掘申请，开始对该处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南博的考古专家也已投入了现场考古。2009年12月25日，南京博物院组织专家赴发掘现场考察论证，提出了具体保护意见——此时，仓储遗迹的全貌和布局、拖板桥全部显示，古河道、驿站、衙署等建筑遗迹也基本清晰，遗址考古进入了最为关键和振奋人心的阶段。

　　也就是在这一重要时刻，遗址的命运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惨痛遭遇。

　　我从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所长林留根先生那里了解到，当初一发现这是个大遗址，镇江市政府就给文化局下达封口令，并逐级层层往下传达至博物馆、考古队，不能将这一情况向社会透露任何消息，否则将会被开除。听到这段话，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林先生的消息来源。但林所长在接受央视访谈时，又重申了这件事，令人震惊。

　　请大家注意这一张工程承包合同(下图)，它的签字日期是2009年12月30日。即整个遗址已显山露水之时，有关方面便急急忙忙对遗址实施毁尸灭迹拆除工程的直接证据。

　　我在调研中发现和证实，签署这份合同的镇江市揽秀文物古建筑修建有限公司，就是文化局文管办下属的一个实业公司，是这家公司揽包了整个仓储遗址的拆除工程。此案始终未曾露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原镇江市文化局局长张某，他即是这次粮仓被毁的主要谋划者和决策者，在他领导下组织揽秀公司承接这项工程，不言而喻，其中自有奥妙之处，虽然此人现在已调出文化管理部门，但相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10年7月9日11时左右，我连线采访了前镇江市文化局主管文保的副局长、现任副调研员王玉国先生：

　　丹：玉国您好!有两个问题想向您求证，一是揽秀公司和你们文化局是什么关系?二是该公司古建筑修建是几级资质?

　　王：有资质，是省里批的，在镇江市修建古建筑资质最高，好像是我们博物馆的下属企业吧……

　　丹：既然有资质的，又是镇江市的专业古建筑维修队伍，他们对接手的工程应该知道拆除宋、元仓储的性质，更应该在操作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相应的计划和方案。如何整体切割、编号、有序搬迁，妥善安置所有遗物构件。怎么能谁给钱我就帮你拆除干净，让你尽快施工。你们文物部门主管的专业公司，怎么和盗墓贼差不多?

　　王：可能甲方催得紧，也没有想得太多，就这样干了。

　　丹：这不是什么可能问题，这种明知是犯罪的事只要给钱就敢干，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去做?这种素质的企业，竟然是你们文物部门的专业队伍，还有省级资质……

　　王玉国同志长期在文保岗位上从事具体专业工作，为镇江的文化遗产保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不是文化局主要负责人，这一次，看来他也显得相当无奈。

　　镇江事件曝光以后，全国的各家媒体、网络“板砖”都把这处千年粮仓遭“强拆”的账算在镇江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董事长祝瑞洪的头上，这个“黑锅”不好背，也背不起。按照官场潜规则，且已有“开除”威胁的禁令在先，作为政府下属的城投公司，就算是自己有天大的冤屈，你也只能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顶着、扛着。我在镇江调研时，也有“知情人”对我讲：“祝瑞洪，大笨蛋。这件事是他自己搞得这么被动。拖板桥和粮仓又不是在考古中被发现的，拖板桥的位置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考古队用那个小铲子(洛阳铲)在周围什么也没找出来，就都忙着挖拖板桥。祝瑞洪他们就忙着在附近打桩，桩打不下去，又去了一层土，这时才发现粮仓，他们马上停止打桩，然后考古队才来的。如果自己不说出来，挖掉也就挖掉了，反正那一带考古队也曾去过。现在好了，反而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麻烦……”必须强调，所有的地下文物都属于国家拥有，任何公民一旦发现，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保护。“知情人”所说的话有问题，但我倒也要感谢他，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却证明了一个事实，祝瑞洪并不是一个无知的开发商(后来，我在和祝瑞洪先生交谈时，也得到了应证)，在发现了地下文物以后，立即停止了建设施工，才能有考古队的介入。况且，他作为政府部门一个副处级领导干部，受政府的委托，兼任市城投集团公司董事长，集团不是他的个人资产，他没有必要冒毁坏文物的风险。

　　在这次调研中，我深深地被这些被毁遗址的文物价值所震撼，更为它们的惨痛遭遇痛心疾首。

　　二

　　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这条纽带，连接了华夏大地的南北两方，流经了京、津、冀、鲁、苏、浙四省二市，穿越了中国两个最有活力的经济圈，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蹁平野，灌良田、输舟船，贯穿长江、黄河等五大水系，出大江奔大海，人们世世代代享受着它的恩泽。运河边的历史遗存，是反映人类生存状态，人类智慧创造力以及与环境关系的最有力的物证，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替代的重要文化信息。

　　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镇江境内开凿的“徒阳运河”起，到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长江和运河在这里构成了国内最大的黄金十字水道，使得镇江有了“漕运咽喉、吴越门户”之称。中唐以后，镇江逐渐成为为漕运咽喉，经这里中转的两浙漕米占全国漕运量的1/4以上，江南运河入江口被称作“大京口”。宋朝的311年间，运河有记载的疏浚整治就达22次。史料记载，从镇江漕运的粮食最多曾占各路漕粮的68%。江南运河镇江段也形成了多口入江的格局。元至清代，随着漕运的增加，河运兴盛达到顶峰。由于河道变迁，江南运河镇江段曾先后主要有过3个入江口，自西向东分别为京口闸、丹徒闸、谏壁闸。目前，谏壁闸是江南运河主河道的入江口，而作为古运河航道的京口闸因贯穿城区，已成为具有景观价值和泄洪功能的次河道。

　　大运河不仅仅是经济的枢纽，也成就了镇江文化交流重镇的地位，李白“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的乐府名篇，杜牧“绿水桥边多酒楼”的诗句，查慎行“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的千古绝调，皆是当时镇江运河城市风貌的真实写照。还有“一片冰心在玉壶”“春风又绿江南岸”“寻常巷陌，人道寄奴尝住”等等千古佳句。更有“刘备甘露寺招亲”“白娘子水漫金山”“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传说广为流传。《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梦溪笔谈》等巨著均诞生于此。

　　镇江设置仓储历史久远，始于南齐时期。现发现的仓储遗址，据成书于元代的《至顺镇江志》记载，即是大军仓所在，又叫转般仓，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当年“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嘉定八年(1215年)扩建，分南、西、北3个区，可储粮超过100万石。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修缮，仍维持规模。在同本志书上还记载，“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旧名浮桥，……至顺二年(1331年)重建。”从目前桥身、桥面的武康石等构件可以看出，该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沧桑!

　　我初步认定，它们至少具有四大价值：一是这些遗址是我国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节点，宋代以来运河历史文化景观最生动的实物。目前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1794公里长度上，还没有发现与之相比的遗存，这对于申遗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二是它们是国家历史名城镇江市最重要的品牌和亮点，世界级的名片;三是对研究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运河变迁、经济发展、风俗民情、文化走向等意义十分重大;四是对宋、元等时代的古建筑技艺具有直观的研究价值。

　　2009年，在由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无锡峰会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再三强调，“申遗的首要硬仗是物质文化遗产，要有遗迹和遗址才有资格申遗，严格地说，我国大运河的遗址还没有做过考古学的工作……”必须明白，没有严格、科学的考古学提供科学的资料，申遗就不具备条件，徐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在这次会上，郭旃先生也提到申报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问题。同时需要扎实、可靠、清晰的工作基础，大量的心血和一系列具体的行动。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无锡考察清名桥街区时，就古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工作强调，“大运河已有2500年的历史，积淀着人文生活的变迁，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交融，水利环境工程对大运河的改造和合理利用等。大运河应是一条有生命的、流动的，有完整时间链条的运河。对它的保护内容不能停滞在某个时代，也不应舍弃某一时段，应该将历史的链条在保护过程中清晰地予以展示。”

　　我国在历史上以农耕为经济命脉，仓储文化由来已久，但大多数仅限于文献记载，很难见到有实物留存。现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保留得平图义仓，是清末修建的一座储备粮食的民办粮仓虽然它的年代并不久远，功能也逐渐淡出历史。但它同样见证了百余年的历史以及曾经做出的贡献。与之相比，镇江的遗珍，简直可说得上是仓储的老祖宗了!

　　镇江的宋元仓储，是多么的完整啊!加上周边的京口驿、古河道、拖板桥，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体系，它是大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历史资源之一，举世无双。说话间就彻底消亡了!上天曾经给予镇江一次最好的眷顾，将大好的历史机遇放在了面前。可惜，将会使镇江在全世界扬名的无价珍宝，却让我们的一帮败家子愚蠢地逼它胎死腹中。

　　文化无法称量，但文化太需要估量了。这些千年粮仓，当你去发现它、考证它、论证它、传承它、随后打理它的时候，那些尘封已久的大量文化信息就会随着你的努力喷涌而出。这个价值，必定比那些眼前看得见的填土方、打地基、盖高楼要高贵和厚重得多。

　　三

　　2009年2月3日，镇江市刘捍东市长在市政府召开的全体(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实干兴市》的报告，2月4日《镇江日报》头条作了报道。刘市长在兴市的五大任务的第三条中提到“要有能力拆掉一个旧镇江，还要有气魄建设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现代化的新镇江”。这似乎是我们在“文革”期间经常能听到的“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造一个红彤彤新世界”的不走样拷贝本。这说明，多少年来，一些名城的当权领导者的城市建设理念，是急功近利，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的，镇江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看到，现在全国许多省市，经济上去了，城市面子风光了，就哭着喊着要打造什么文化大省、文化大市，须知这其实是打造不出来的，他们搞错了一个基本道理，依靠打造，弄出来的东西既没有什么生命力，更缺乏真正的文化魂魄，文化绝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打造出来的，它需要历史的积累和沉淀，无法速成。

　　从2006年以来，我国每年设立的文化遗产保护日已经历时5届。每一年都在热闹非凡中度过。而文化遗产的守望之路却举步维艰。每年有多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无情地夷为平地。最为丰厚的文化载体，无声地传承过人类文明进程，刻录着历代先人鲜活的特征、肌理、记忆，这是前辈用砖、石、木、瓦、泥……用自己血汗书写出的历史印记。对于它们的消亡，某些领导是否能勇敢地承担责任，以警示来者?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就像一张沉甸甸的试卷，考量着我们官员的政治水准、执政能力、人性道义和文化良知。

　　双井路发生的这一事件，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是个比较大的案例。若处理得当，将警示后人。处理不当，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未来之路将更加艰难。对城市建设工作来说，任何一个拆迁工程，既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民心工程，也是树立党和政府形象的民心工程。城市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聚和流转的枢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大造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确实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主题。但对像镇江这样的文化名城怎样改造，我认为应当注重其身后的城市肌理，注重文化传承及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下功夫。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最佳宜居城市，应该是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传统文化塑造了城市个性，社会发展则为历史文脉提供了延续空间。我希望未来的镇江，在城市环境及住宅旁的优先空间中，因地制宜、巧妙布局，通过对自然山山水水的艺术概括，运用理水、叠山、建设、建筑、花木诸要素，辅以花街铺地、陈设布置，构成富有诗情画意的“城市山林”，在历史上即被视作“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又林泉之趣”的理想居住、游憩之所。这种浸透着浓郁文化而具有深刻哲理和意境好的艺术形式，就是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宜居城市的完美体现。

　　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们一再呼吁：我们需要新的生活，但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基本建设之间出现矛盾之时，为了保护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大遗址”，宁可让厚重给前者“让路”，万万不可为了所谓的发展经济、修路建楼而毁掉文化遗产，毁掉承载我们民族与国家历史之魂的“大遗址。当我们轻率地把文化遗产毁坏的时候，把历史遗忘或丢失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丢掉我们的民族灵魂和记忆。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曾严肃地指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较为健全，基本已经形成系统。城市更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挑战，实质上是城市更新抢夺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因为城市更新有较多的回旋空间，故这个矛盾只要政府遵循有关法规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以四川成都为例，曾评为2000年、2001年和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金沙遗址和江南馆唐宋街坊遗址，都是在城市更新中发现的以往不知的地下文化遗产。通过这些发现，一是成都市完整了正在淡化的历史文化记忆;二是提升了成都历史文化的品位;三是构建出了令人感悟古人文化，并和古人进行文化对话的平台。意义深远，无理不为。行文至此，我真的无法理解，镇江市文化遗产的决策者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忘记了坚持文物“真实性”的原则可以延续文物的生命，坚持“真实性”的原则就是记录人类社会发展的脚印。无论古代何种的建筑，都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它们是连接过去与现代最直观的物证，是沟通古今两个时空的桥梁和纽带。它们作为濒危乃至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的特殊见证，可以为人类提供了解和阅读过去的媒介，也真实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发展进程。这一切不仅体现了当时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构件的运用上，更包括了当时思维、理念和工艺技术上的发展，我们只有通过实物来了解这一切。由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相异的历史背景，文化遗产呈现出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性，不仅帮助人们加深对所处环境和自身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与人类的情感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原真地保留下来，能够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是历史发展具体的实证。它牵涉的历史信息厚重而广泛。其中往往涉及到社会生活得多个面向，除了进行实体建筑空间研究外，也为历史的缺漏做了合理的补正。我在镇江的调研过程中，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拆迁场所和还未被改造的棚户区，在那里，许多就要动工打桩挖基础的工地上，没有见到一个文物工作者在现场勘查。我们的文物主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整治历史街区是个细活，摸底调研是基础工作。此外还要有一整套的政策、体制和程序。否则，等街区保护方案引发普遍质疑，甚至拆毁老房子后再来补救，就为时已晚了。

　　双井路的建设工地目前已停了下来，失去的已经无法弥补，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程中，能否起到警示作用，这就要看法律的尊严了。敬畏文化遗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庄严使命，让历史在我们手中延续传承，而不是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