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爱竹刻雕件

　　竹刻，是一门以刀代笔、以竹为纸的高雅艺术。竹刻艺术在经历了从商周到先秦、到汉唐再到宋代，至明清两代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唐代诗人苏东坡的一句名诗。虽然是短短的10个字，但所揭示的古代文人气质以及文人所向往的精神世界，概括得却是极为精辟。可见，竹子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尚。而历代以来，以竹子为材料，经过艺匠独特的艺术手法所雕制的竹刻作品，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遐想。

　　嘉定竹刻深得青睐竹刻，是一门以刀代笔、以竹为纸的高雅艺术。清人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曾说，“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书画之难人所共知，今乃易以刀、竹，其难当更逾书画也。”

　　竹刻艺术在经历了从商周到先秦、到汉唐再到宋代，至明清两代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刻的文化含量也迅速攀升，同时更促进了竹刻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从而产生了如嘉定朱松邻和金陵(即南京)濮仲谦等流派，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代金元钰在《竹人录凡例》中介绍，当时的竹刻艺术“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他们的竹刻作品不仅富有创意，而且还融汇于传统的书画中，因此书卷气十足，深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其中尤以嘉定竹刻为最。但竹刻毕竟是竹刻，故而就其刀法来说，也是各尽所能、各展技艺，浅刻、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无所不用，有时甚至还数种技法合用并有所创新，从而使竹刻作品产生一种如书画般的感觉，意境深远。

　　在我国竹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嘉定朱鹤的“松鹤图笔筒”、朱缨的“刘阮入天台图香筒”和浙派“留青圣手”张希黄的“山水阁楼笔筒”、“松风琴韵图臂搁”等。

　　“济公”诙谐有趣日前，笔者在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古陶瓷收藏家顾林昌先生送来让专家鉴赏的竹刻作品上，领略到了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顾先生虽然在古陶瓷收藏和鉴赏方面有着不错的眼光，但他在收藏古陶瓷的同时，对竹刻作品也投入相当的精力。现撷取两件，介绍如下。

　　一是“济公”竹根雕摆件。济公，又名“济颠”和尚，为一专门在民间济困扶贫、嘲笑戏弄官府之侠僧，处于亦仙亦凡之间。他的传说颇为广泛，深得天下老百姓的爱戴和崇敬，故而，他的形像在民间也多有塑造，或石雕、或木刻，均形象逼真，诙谐有趣。

　　此“济公”竹根雕摆件高26厘米，底宽16厘米，厚14.5厘米，系民国时期的艺匠仿明代仙佛造像比例而雕刻。只见济公头戴破僧帽，身披破袈裟，露腿赤足，并把左脚垫在屁股下，滑稽地坐在形似弥须座的大石上，仿佛已洞察到人世间的一切隐秘，抑或是听到了风吹草动，正左手执着蒲扇轻轻地遮住右耳，两眼半睁半开地眯视着前方，咧嘴微笑;露出的右脚好像还在悠悠地击打着弥须座，一副玩世不恭的形象，令人发笑，给人以一种“身在世间，高山仰止”的启迪。艺匠采用圆雕的技法，并辅之于线刻、浮雕，尽管细赏之下使人觉得线条有点简约，甚至显得粗放，但这恰恰是仿明代竹刻之特点，故而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甚为难得。

　　“太白醉酒”入木三分二是“太白醉酒”竹刻笔筒。李白，字太白，唐代大诗人，少年时即显露才华，一生作诗无数，被后人赞其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太白醉酒”是历代文人墨客对其豪放性格的赞美，历代艺术家对此也多有刻画，表现形式多样，或绘画雕塑、或木刻竹刻。

　　此“太白醉酒”笔筒高16.5厘米，口径13厘米，系用秋竹根部之材雕刻。笔筒口部微撇，中部至底部精心雕刻呈斜卧状的李太白：李白头戴朴帽，身着长袍，两眼微闭，正背靠虬松在酣睡，其神情安详的睡态，大有“一醉解百愁”的意境。此时此刻，虽不见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爽神态，也不见李白挥洒笔墨抒胸臆的场景，但这种静中有动的精神世界，却被艺匠刻画得入木三分，使人在欣赏之余顿生“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之遐想。整只竹刻笔筒构图之简练，刀法之流畅，具有相当的书卷气，加之竹笔筒本来就含有深邃内涵，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艺匠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