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石窟”:梦想能否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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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漠孤烟,戈壁茫茫。在位处古丝绸之路要塞的敦煌,伫立着有“东方卢浮宫”之称的莫高窟。


  据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位叫乐僔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一心修行的乐僔被这奇景感动了,认定此地是一处圣地。


  乐僔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他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以后人们陆续修建,历经东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先后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从4世纪至14世纪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然而,洞窟、雕像、壁画等艺术在敦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数百年来未能延续辉煌。不仅如此,由于壁画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侵蚀,氧化严重,变得脆弱万分,色彩线条也渐渐显得模糊黯淡。


  于是,一位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年人怀揣着梦想,在奔腾的党河河畔,开洞窟、画壁画,建立起一个“现代石窟”的项目,力求将散落在海外的莫高窟壁画精品“搬”回家乡,更力求将绵延千年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


  停歇了600多年的开凿锤声一声声响起,却没有给他带来名利,却反而让他背负了十年“骂名”,使他在资金运作上更加步履维艰。然而,从知天命步入花甲之年的他,却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念头。


  他叫常嘉煌,出生在敦煌莫高窟皇庆寺,父亲是“敦煌守护神”、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母亲则是有“敦煌痴人”之称的画家李承仙……种种因素将他与敦煌那割舍不了的情结彰显无遗。


  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他父亲的遗愿、因为他是“敦煌之子”。


  开凿声响起又复沉寂


  从敦煌市区出发,驱车一路向西南进发。


  没有人烟、没有动物,甚至没有道路,只有车轮卷起的沙砾,形成一道道白烟在无边的戈壁沙漠上升腾。荒凉,是途中唯一的感受。


  司机靳师傅是“现代石窟”管理员方海平的老相识,这条路他隔几周就会跑上一次。“他在那里挺寂寞的,没事我会去陪陪他,顺便也能给他拉点干粮和水。”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行驶,终于在党河北岸的一处断崖边停下。“到了。”靳师傅指了指前方一座黄土坯构成的院子。望着眼前孤零零的院落,记者心头跳出两个字——寂寞。


  首先从院落里窜出的是一条黑狗,围着我们上蹿下跳,从它的兴奋劲可以看得出这里的确很少有人来。记者很快就见到了看护这一工程已经六年的方海平,这个43岁的汉子皮肤黝黑,精瘦干练。


  走进院落,便是“现代石窟”开凿的工作室。大门口一旁,一块“免费参观”的牌子和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材搁在一起,从布满黄沙的表面可以看出,这块牌子已经废弃很久了。


  工作室中,墙上挂着曾经到这里来创作的艺术家们的照片,石窟最终成样的效果图,以及常嘉煌和他母亲的照片。方海平推开旁边一扇小门,漆黑的地道口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下吧。”顺着82级台阶缓缓走下,“现代石窟”的工程也逐渐呈现。


  由于前几年总会有游客从党河河畔偷偷上来,直接在壁画上指指点点,石窟不得不安上了铁制防盗门。方海平打开一号洞窟的铁门,引导记者进去。借着灯光可以看到,这里的壁画已经初具规模。


  这个洞窟叫“海外遗宝窟”。根据常嘉煌母亲的设想,要把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盗到国外的藏经洞绢画复原画到墙上。


  半个多世纪前,在法国塞纳河畔,这些绢画打动了常书鸿,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在常嘉煌旅居日本的时候,他又在东京京都艺术馆看到了大批敦煌绢画,非常漂亮,色彩和线条都比敦煌画要鲜艳清晰。受到极大震动之后,他下决心把散失的绢画复原到敦煌的现代石窟墙上。


  “这些画是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和同学前几年过来画的,每年都会来上一个星期。”方海平介绍说,“他们也是轮换着过来实践,不过从2008年开始,就没有学生过来了,所以还留着两幅打了轮廓的画作没有上色。”


  记者现场看到,画作颜色非常艳丽,佛教题材也同样突出。以一个行外人士来看,这里的壁画较之莫高窟更为鲜艳好看,只不过没有岁月的沉淀,读不出历史沧桑。


  但是,这个已经是目前开凿的四个洞窟中完成程度最高的了,根据预先计划,2号洞窟想复原唐代贞观年间的220窟——1945年,常书鸿把覆盖的宋代壁画剥下来后,发现题记“贞观十六年敬造”,是莫高窟最艳丽的洞窟之一。


  3号洞窟,几经调整,确定打造一个“中日净土窟”,由日本僧人秋元和尚创作,展现中日佛教的交流。


  尽管2号洞窟1誜10的草图已经完成,常嘉煌的母亲李承仙在辞世前也一直希望能够在2004年常书鸿百年诞辰之际完成,但是由于资金问题,工程就此耽搁,另外一个4号洞窟更是至今处于“荒废”状态,完工似乎显得遥遥无期。


  坚守并迷茫着


  洞窟二层有4个休息室,是给当时来这里创作的师生们提供的,后来也被用作海外现代艺术家创作间隙的睡觉场所。在休息室隔壁的洞窟中,皮肤颜色各异的世界各族儿童头像遍布其中,背景是翠绿的蔓藤上散布着嫩芽。在古老的洞穴中看到如此现代的画作,感觉非常不一样。


  “这是2008年12月的时候,伊朗画家阿巴斯来这里画的,当时他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这也是洞窟最近一次有艺术家来创作了。可能他今年还会来完成剩下的画吧。”言语中,方海平透露出一丝怀念和向往。


  闲聊间,他摸出一支烟,犹豫许久才点上。“2003年常(嘉煌)老师跟我说了他的计划,我感到很振奋,用现代的手段来临摹恢复过去的画,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为此,他辞掉了原来开车的活儿,专心在戈壁上守护管理着“现代石窟”,“一直拿着800元的工资,今年才涨到1000元,但是吃水需要找人拉上来,隔三差五还得给狗买点肺子,这点钱花销都不太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方海平说得没错,如今在敦煌市里,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月收入大约在2000元左右。


  看得出,方海平心中也有些无奈:“说实话,现在工程这么一直停着,信心确实没有以前那么足了。”默默间,香烟燃烧到最后一口,方海平抓紧猛吸一口才掐灭,不好意思地笑笑:“烟贵,上周搭车去了一次市里才买了3盒,不敢浪费。”


  借着机会,老方随着我们的车一同回城里看看老父亲,顺便给自己抓几帖中药。路上记者问他坚守的信念——“现代石窟”究竟能够为敦煌带来什么,他摇摇头,说不上来。


  困局一直难解


  敦煌山庄总经理杜亚东是常嘉煌多年的老朋友了,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财力上,都给予了不小支持。常嘉煌将他称之为“志同道合者”。在背靠鸣沙山的敦煌山庄,杜亚东缓缓道出了常嘉煌12年来为“现代石窟”付出的艰苦努力和背负的巨大压力。


  敦煌山庄董事长、香港商人王敏刚原本和常书鸿之女常沙娜很熟,由此认识了常嘉煌,并被“现代石窟”项目深深吸引。


  “整个项目是李承仙和常嘉煌母子两个人1996年一起启动的,李老师投入相当大,态度也比较坚决,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常嘉煌还旅居日本,经常不在国内。”杜亚东说,1997年6月4日,敦煌市政府正式委托常嘉煌全权负责“现代石窟”工程;2000年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以社团法人名义注册为“敦煌现代石窟艺术中心”(非营利事业单位),法人代表为常嘉煌。


  “当时规划局立项的时候由于缺少相关名目,所以就将这个工程立为文化旅游项目,但是他们母子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了定位——不进行收费旅游项目的开发。”杜亚东回忆说,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小规模的工程队进驻,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开掘。


  不久之后,困难就开始显现了。首当其冲便是资金问题,“政府只是批了一块地给他们,财力上没有额外帮助,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掏自己的腰包在干这个事情。”其实吸引投资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投资商一定会考虑回报问题,“在当下如此浮躁的年代,谁又会拿出一大笔钱来做这样一个看上去毫无赢利前景的项目呢?”杜亚东一针见血,毫不避讳。


  几年前,日本有一家株式会社表示可以全额赞助“现代石窟”工程,条件是必须指定日本画家完成第一个石窟的壁画创作,并且石窟要由日本企业管理经营。常嘉煌拒绝了。


  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另一股阻力也让常嘉煌步履维艰:那就是考古界、学术界对“现代石窟”有不同意见。“李承仙老师在世的时候,否定的声音还相对弱一些,毕竟还顾忌她老人家的声望。李老师过世以后,批驳的声音开始变得肆无忌惮。”杜亚东告诉记者。


  声讨的浪潮不仅让原本还有意投资的商人裹足不前,还让有意来“现代石窟”创作的艺术家心中生畏,更为“现代石窟”壁画推进工作带来阻碍——“那些来现代石窟画画的学生,说穿了,还是奔着莫高窟来的。常嘉煌当时答应解决他们进洞窟临摹的费用,他们才来这里做志愿者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常嘉煌只能自费掏钱买门票请他们进去,那时一天一个人就是80元,这笔开销也不小啊。”


  尽管敦煌山庄解决了学生们的住宿、洗澡问题,但是杜亚东也不得不承认,常嘉煌面临的财政问题十分棘手。他说,常嘉煌忙于应付的是四件事情:工程上开凿推进、舆论上为“现代石窟”正名、资金上与人谈判拉赞助,最后就是到处找愿意来此创作的艺术家。“忙得脚不沾地啊,真是辛苦。”


  就这样,常嘉煌因为资金运作实在紧迫,还屡屡上了一些骗子的当。最近一次就是去年,被一个骗子以“运作拍卖活动”为名卷走了他为敦煌卖画所得和设计费20万元。


  “别人说我是60岁的年龄,50岁的脸,40岁的心态,30岁的活力,20岁的情趣,10的好奇心,1岁的幼稚。所以容易上当。”常嘉煌的自嘲,乍听似乎有些幽默,回味起来却有无限悲怆。


  “敦煌守护神”的遗愿


  在书店名目繁多的敦煌书籍中,已经很难再找到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50年》。几经努力,记者才在当地沙洲夜市中的一家小店中淘到这本书,收款时店主很有些惊奇:“老实说,现在买这本书的人很少了。”他还特意指着门口告诉记者:“我这家书店还是常老先生当年亲笔题写的呢。”仰头看去,“石室书轩”四个字苍劲有力,似饱含风霜。


  在书的末尾,有这么一段话:


  “50年来,常书鸿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愿:恢复敦煌壁画原有的绚丽色彩。由于千年岁月的流逝,敦煌壁画普遍地变色、褪色了,尤其是北魏时代的壁画,由于当时采用的颜料中含有较多的铅,氧化变黑得很厉害,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现在科学手段发达了,物质条件改善了,常先生的这个梦应该说是实现有望了。”


  可以看出,常书鸿想要复原壁画的想法确实由来已久。


  就在记者前往敦煌采访的时候,常嘉煌仍在北京为他的工程项目到处奔走。约了又约,在一天深夜11点16分,常嘉煌终于与记者通过电话进行了一次长聊。


  “现代石窟的选址是因为地质构造的原因,莫高窟周围的保护区范围太大,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选了,所以只能选在这里。当时我觉得奇怪,后来母亲告诉我,保护区是她1963年在研究院工作的时候亲手划的,没想到会在30年后给我造成困难,因此,我们只找到了这块地方。”


  聊天的开始显得十分轻松,谈着谈着,话题逐渐沉重起来。“2001年凤凰卫视原本计划采访现代石窟,不过先遣组抵达兰州的时候,当地一位官员说了一句:‘那是常嘉煌用来复制假货的地方’,最终采访不了了之。”


  就这样,从这句话开始,常嘉煌被“骂”了差不多整整10年。对于复制文物的指责,他也做了无数次的解释:“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其实是研究院并不想做的。我只是想复原一部分比较经典的壁画,用传统艺术连接现代艺术,这和复制文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况且,我最注重的工作是用新的载体将文化传承给后人,把传统技术留给后代。”


  “上网,让大树再生长”


  聊到兴起,常嘉煌脱口而出:“我被骂了那么多年了,也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了吧。敦煌是一棵生长了近2000年的大树,不停有人开凿石窟,留下壁画和佛像。但是,这棵大树已经停止生长近600年了,我们试图让它的艺术创作延续下去,这种努力应该没有错吧。”


  常嘉煌始终拒绝商业开发,依靠卖自己的画支撑石窟开凿,个人投入累计数百万元。可是,此后还需要筹集多少资金,他心里并没有底。更为矛盾的是,“现代石窟”已经占据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作画时间减少了,经费自然更少。所以他把它称为“无底洞”。


  不过,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不久,一个好消息还是让常嘉煌稍稍宽了宽心——一家名为“软通动力”的公司愿意提供帮助,为常嘉煌提供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这些人大多都是80后的年轻人,思想特别活跃。”


  项目未来怎么发展,常嘉煌与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先在网上建立虚拟石窟的网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甚至孩子都可以注册,“开石窟、画壁画、藏经典”,当得到选票并经过专家论证得到肯定后,再邀请来敦煌“现代石窟”进行真实洞窟的创作。这样,原本开凿一个洞窟的资金就可能在网络上“开凿”上百个洞窟,肯定会给后人留下丰富的遗产。


  “如此算来,不久之后现代石窟的规模应该会远远超过莫高窟现有的492个洞窟。”常嘉煌也有着自己的盘算——如果真的如此,自己可以拿出更多时间创作,资金就会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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