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

　　我是在199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来，我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十多年的时间恰恰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我是18岁的时候来到北京。其实我当时知道这个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中最大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来征求我的同意，我那时候还没有生下来呢。为什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就会来问这个事情，其实想想这是蛮愚蠢的问题，你那会儿哪有，还不在这个世界上。当后来我读到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有一句话，他说这些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利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我想这句话使我找到答案，我那一刻我为什么会这样来问，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我们这一代托管人，我们也要尽职，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

　　那么这十年我在当记者来做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北京城变化最激烈这么一个十多年。可以说这20多年的变化，可能要比那会儿拆城墙的时候变化还要大。我以前老是觉得城墙拆完了这城就没了，后来我有一次是采访了贝聿铭先生，贝先生就跟我说我1978年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我当时一听怎么会还好好的呢，城墙都没有了。但仔细一想，他说的有道理，那会儿也就是城墙没了，也就是被“扒了一层皮”，里面那些胡同、四合院都还在。所以贝先生那一次，他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到景山去看，贝先生看了之后就很激动，因为整个古城那个气势还在，从景山上看这个城市完全是一片绿海，我说就是在树林里面“种房子”，这个城市只有几种彩色，绿海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然后中轴线上金红二色，就这么几种彩色，就这么几种建筑材料，它就如此激动人心，贝先生看了之后就转过身来，就给那些美国建筑师同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贝先生已经是美籍华裔了，他还说我是个中国人。但后来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拆得太多了，四合院、胡同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应该这样子，就很痛苦。

　　后来，在苏州有一次会上，贝聿铭先生和吴良镛，还有周干峙好几个院士谈一个建筑方面问题，也就谈到北京的建筑问题的时候，我在边上听着，贝聿铭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说北京的建筑问题我搞不清楚，我是个外国人，我说不清楚。所以我在那儿听着，真是心中滋味特别复杂。所以我就觉得，这又使我想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后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北京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北京古城它的面积是62.5个平方公里，北京的规划市区1040个平方公里，那么北京古城在这里面只占规划市区面积的6％，就这么一点点，6％。那现在呢，这6％这里面还剩多少面积呢，62.5个平方公里这里面被拆改的已经超过一半了，风貌还比较完整、成片还能够看出来的不到15个平方公里，还包括了公园、水面这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容忍了吧，那么反过头来我这十多年一直在驱使我来调查这段历史，最大的动力就是现实当中我遇到的各种矛盾，比如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还有各种各样城市拆迁过程当中的矛盾。

　　后来我就怎么说呢，我就有一天突然就看到这么一张图。这是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在1950年做了这么一个图。大家看得很清楚，图的左侧：公主坟和月坛之间是一个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区，右侧大家看得到就是旧城。当时在1949年，定都北京之后，这个城市该怎么发展，其中遇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的行政区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做一个“梁陈方案”，就说应该摆在西边，不要摆到老城里面去。当时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是苏联专家就反对这个事情。苏联专家就认为，因为莫斯科在三十年代也搞了一个城市规划的国际招标，也有人说把莫斯科古城完整地留下来，把新的这些功能摆到外面去，这遭到了斯大林的批判，所以说，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尤其他们还举出来说，没有那么多钱来盖这个东西，因为再发展新区的话，你还要为它配套50％投资的这么一种配套设施，而老城里面有这些东西，于是这个方案由于种种原因被推翻了。

　　那么我在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我看这个方案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方面就很深地打动了我，我就发现苏联专家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古城130万人口，62.5个平方公里，这个人口的密度是相当大的。每平方公里超过两万人，纽约八千多人，伦敦四千多人。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古城里面虽然是平房，但它是连排的，高密度的这样一种平房，它能够装下那么多人，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把大量的人口搬进去的话，势必导致大量的人口要外迁，所以梁思成先生说了，要外迁的话，这些人也得给他配套这些服务设施啊，这50％的钱跑不掉；另外，他还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些功能摆进去，在老北京上面建新北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首先不愿意外迁，因为他要上班比较方便，他愿意在边上挤着、凑合着，但如果真正地要外迁的话，那么他长距离的这种上下班进出城就开始了，他说哪一天北京城出了问题，这就是祸根。我一看，对呀，这些年我做记者我做过调查，我们在新华社要做很多调查，为什么在北京的郊区出现了这种像望京、回龙观、亚运村北部等等，二三十万这样一种社区，这种社区居然就是个睡觉的地方。而二三十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一个发达国家就是一个中心城市的概念，但我们这些郊区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社区，居然没有地方上班，这些人整天要进来上班，每天出去，试问要有多少高速路，多少轻轨，多少铁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梁思成说，这个城市要平衡地发展。平衡地发展就是说它的就业和居住应该是平衡的，如果把新的功能摆在外面去，周围配套住宅，大家可能通过步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制造长距离的这种机械交通，这个是很深地打动了我。

　　另外，他还说了一个，这个市区要为这个环境容量所限，是一个有限度的市区，他理想当中就认为，这个城墙就像是一个限制，正好这里面装这么多人口，够了，那么我们可以再跳出去在另外一个合理的位置，再有新的功能，它是一个平衡的社区，之间用绿地来隔离，他是这样来设想这个城市。那么我想这个东西，我们用他的这种方法来看今天的北京这个城市问题，哎呀，依然我会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以老城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摊大饼摊得非常地厉害。我曾经写过一份调查报告，有些人就非常不高兴，说王军你凭什么说北京摊大饼呢？我们明明是中心这个大团，和周围像石景山、定福庄，北苑、南苑，我们是有绿化隔离带的呀，我们有绿化隔离带你就不能说我们摊大饼了。后来我说这个绿化隔离带，这几十年一直受到蚕食，有些地方几乎连片，所谓涂抹的那个绿都是假的绿，我说即便它还真实存在的话，我说不就是大饼里面夹根葱吗。

　　而这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一种状况呢？地下水严重污染。现在二环路以内这个老城区，每一百平米的土地上面的房子是108（平米），而近郊区的这个数字才有18（平米），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我挺难过的，我感觉到我们这几十年一直在折腾就这么一小块地方，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成一个死疙瘩了，三分之一的交通量要在这里面发生，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城市功能在这里面，我们的新北京就这样压在老北京上面，其结果怎么样呢？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把新北京也毁掉了。因为你要在这里面发生那么大的建设量，你要把这胡同、四合院全拆掉，要发生大量的搬迁，现在拆迁的费用占到整个项目投资的60％还有70％，那么只能把房子盖得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北京现在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如此之高，这样一种超规模发展的情况下再这样发展下去，新北京也要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看到梁思成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就特别地感动，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个方案再回过来重新实施，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这里面有很多思想的精髓是值得我们去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