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专家组组长披露背后故事:17年成“大业”

     8月1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中国丹霞”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数量已增加到40个。“中国丹霞”项目是中国把全面展示丹霞地貌形成演化过程的贵州赤水等6个丹。　　

     申遗专家组组长披露背后故事：我亲历了丹霞申遗

　　【阅读提示】

　　随着中国丹霞项目入列《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地增加至40处。而此次申遗，采取了6地捆绑方式，引人注目。目前尚在巴西利亚的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披露了背后的故事。

　　“巴西时间8月1日18时第三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丹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丹霞山崀山泰宁赤水龙虎山江郎山全部入选！”8月2日早晨5时50分，记者接到了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从巴西发来的短信。

　　虽然无从判断他此时的表情，但从一连两个感叹号，从六个申遗地之间没有顿号一气呵成，可以看出，这位54岁的专家是如何地激动和兴奋。“奋斗17年的事业，今朝终于功成。”

　　四代师承

　　推动“地方名山”升级

　　丹霞地貌是地壳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特殊地貌类型，不仅孕育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而且具有极高的景观美学价值，具有重要的地球科学意义和发展科学考察旅行、科教旅游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而地处广东省北部的丹霞山，恰恰是杰出代表。

　　作为丹霞地貌研究的“摇篮”和大本营，中山大学对丹霞地貌的研究一直领先于国内同行，已有四代学者为之而付出了辛勤的耕耘：1928年，中山大学的冯景兰教授将构成丹霞山的红色沙砾岩命名为“丹霞层”。随后，同校的陈国达教授于1938年提出“丹霞地形”概念。此后，“丹霞地貌”的概念被中国地理学者沿用至今。经吴尚时、曾昭璇、黄进等人师传，到彭华已是第四代研究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彭华就来到了丹霞山，开始研究。“可能是凭一个地学工作者的专业敏感吧，我第一次见到它，就被它震慑了，感觉仅仅作为‘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太委屈它了。”彭华深情地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帮丹霞山争取更高的品牌，成了发自内心的冲动，“有了更高的品牌不仅可以更好的发展旅游，更希望这个品牌形成更强的保护压力，制约不合理开发和破坏性建设，使之可以为全人类永久共享。”

　　从此，彭华一边潜心丹霞地貌的学术研究，一边以核心专家的身份，推动丹霞山从“地方名山”一步一步地升级为“中国名山”和“世界名山”：推动丹霞山成功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直至世界遗产，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丹霞山“总设计师”。

　　17年艰辛

　　终成申遗“大业”

　　早在1993年第一届全国旅游地貌学术讨论会上，彭华就提议丹霞山申遗。之后7年，韶关市几经研讨，均认为“暂时不宜”而搁置。2004年初，丹霞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首批28家世界地质公园之一。彭华再次提出，丹霞山的下一个目标是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但由于韶关市政府未予响应，建议再次熄火。

　　两次出师未捷，彭华甚为沮丧，但并未就此放弃。他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丹霞山的价值会被进一步发掘出来，不断提升，而政府有关方面的认识也会慢慢转变”。

　　韶关在申遗上犹疑不决，反让其他丹霞景区捷足先登。2006年7月，在第十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上，湖南崀山提出全国丹霞地貌联合申遗的建议，得到各景区积极响应和建设部支持，成为此次联合申遗的“牵头者”。

　　虽然被湖南崀山抢走“头把交椅”，但彭华很平和：只要是中国的，谁第一谁第二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丹霞地貌的重大科研和美学价值推出去，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彭华没想到，在此后的申遗道路上，一路遭遇艰难险阻。特别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提出，申遗最初使用的名称“丹霞地貌”只是中国学者的命名。而丹霞地貌所处的地层，国际地学界已有定论，叫做“红层”。

　　对此，彭华解释说，丹霞地貌的学科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这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国际上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当IUCN专家建议用“丹霞景观”代替“丹霞地貌”来申遗时，彭华坚决反对：“如果一堆红色石头景观都可以申遗，‘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也太低了吧！”在他看来，“景观”失去了地理地质学上的意义，贬低了中国学者研究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成果。经一番辩论，一个折中方案被采纳——申遗名称中的“丹霞地貌”改为“中国丹霞”。

　　巴西时间8月1日18时，对彭华来说终生难忘。17年艰辛波折，终成申遗“大业”，令他激动万分，当晚，他在给记者的邮件中抱歉地表示，“刚刚喝了许多酒，写不出东西。”

　　“申遗成功后，经济效益当然很大。”但彭华更看重的是学术效益，“丹霞地貌成功申遗，意味着这一概念得到国际地学界的认可，这是丹霞地貌走出国门的一个绝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