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 与华国锋签"军令状"

■震后唐山火车站一片废墟

■通过火车转运伤员 摄影/王文澜

    ■本期私人别史 主人公李新

    河北省雄县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长、科长、地区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调到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长、运输局长、铁道部党组成员、铁道部党组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7月28日

    “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气出奇的热，一丝风也没有。李新结束当天的工作，离开铁道部办公室回到家，其实已经是28日凌晨了。

    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时间的常态。那些日子，铁道部的八位领导成员，只有李新在部机关。他记得，“当时万里同志、黎光同志住进了医院，邓存伦同志病休在家，刘建章同志时来时走，崔修范同志协助郭鲁同志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鲁同志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那几天他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一段时间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这种状态，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我每天晚上专门处理一些急办的电报和文件。”李新是位从基层干起的老铁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那几年，他是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铁路地区党委书记。1976年初中共中央组建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时，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运输生产工作，西山党组会议决定由他兼任运输局长。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国务院欢迎一位非洲总统的宴会。结束后，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急办的文件，他到家时差不多是夜里2点多了。“那天特别的热，热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说：咱俩把这床抬抬，对着窗户。刚睡下不一会儿，就给震醒了——并不是说一晃我就知道是发生地震了，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若干次，说要警惕京津唐张发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办公室，担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铁路受多大影响？什么状况？我很怕铁路运输乱了。因为周总理跟我说过多次——当然也不是开会作报告，是在平时的非正式场合。他说：李新同志，这个铁路运输问题，不要光看成是个运输。它的重要，是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你有多大的牺牲，也得保持通车。总理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的。”

    3点多，李新到了调度台，从调度台得知京山、坨通两线线路中断了联系。这时，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同志给他打来电话，说唐山电务段的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给铁路局打了个电话，说“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两方面的消息对上号了。

    确信唐山地区发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客车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顶跨度相当大，如果掉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是高绪进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顶没下来。北京站的书记、站长汇报情况时说，一地震，在候车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东西没顾得拿，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乱了，丢了不少东西。我说这好办，按照咱们铁路的规章制度，一律照赔。”

    “我说，你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发列车要正常，不要积压旅客，因为集中在车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险更大。我说的这些，他们做了记录。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永定门——那时就这两个客车站，那儿也有旅客丢东西了。”

    “这时候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参加紧急会议。但我其实是先回到了铁道部，派工电局长郭修真同志、工业局副局长刘宝瑞同志，马上乘汽车到唐山灾区了解现场情况。这事办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脏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领导早已坐在那里了。见到我，他们立即就问铁路受灾情况，要求铁道部要在运输上确保沈阳发至唐山方向的军列安全畅通，并要抽调铁路职工迅速抢通京山、坨通两条线路，尽快通车。当时还说中央准备成立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我留下来参加。我说我可参加不了，因为部机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留在这儿，好多事不好弄了。他们同意了。我还请求铁道兵部分指战员支持铁道部抢修线路工程，领导同意后，立即指示总参副总长张才千同志负责组织落实。”

    “开会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开着会，唐山的李玉林赶到了北京——就是媒体后来报道过多次的‘驰报中南海第一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他们开着矿上的一辆红色救护车一路找电话报信，都没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灾情。当时李玉林浑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说话时的样子急得不行。我当时就在那儿呢。”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