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 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

被炸后的克拉克机场

　　1941年12月8日12点25分(马尼拉时间)，我们连正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宿营，远处忽然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我感到非常安心，以为这是我们的飞机在进行巡逻。几小时前（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人刚刚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有很多兄弟遇难，太平洋舰队的好几艘主力舰都被炸沉了。我们想，日本人的偷袭不可能接连得手，部署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会保护我们。所以，当我抬头看到远处飞来的54架漂亮的轰炸机的时候，一点也不慌乱，还有同伴对着机群欢呼。大家都以为这是执行完任务返回基地的我们自己的飞机。

　　当炸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完全错了。我只感到大地在剧烈地颤抖，重磅炸弹急速掉落，与空气摩擦的怪声，让我毛骨悚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日本人在进行地毯式轰炸，上千枚炸弹同时落到机场上，平整的跑道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好多枚炸弹直接命中了我们停在跑道上的飞机。

　　日本人比我们快了一步，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飞机就会起飞去轰炸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我们的飞机都加满了油，挂满弹药，与超级炸弹无异。航空燃油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瞬间就摧毁了毗邻的飞机，数以百计的兄弟被烈焰吞没，霎时血肉横飞。我趴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头，一块弹片擦着我的头皮飞过。重伤未死的兄弟，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仅仅在几个小时前，大家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在狠狠地揍小日本一顿后，好好地享受回国的乐趣。

　　日本高空轰炸机的第一波攻击就使克拉克机场陷入瘫痪，我们残存的飞机所剩无几。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大批零式战斗机从东南方向突入机场上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身上喷涂的大红色的太阳标志。零式战斗机迅速抛下携带的炸弹，随后开始扫射整个机场。兄弟们四散开来，慌乱地寻找掩体，躲避枪林弹雨，很多人中弹倒下。

　　轰炸大约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扫射却好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事实上也就不过30分钟。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远东地区扭转战局的最后一线希望被日本人摧毁殆尽，太平洋西岸的战争天平继续向日本倾斜。我不得不说这又是一场悲剧。我们的高层获悉了日本人即将动手的情报，却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在珍珠港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是成为了又一场可耻的偷袭的受害者。

　　当时我刚满21岁，感觉命运把握在手中，“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我的座右铭。在参军之前，我就梦想着复员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和漂亮的劳拉长相厮守，白头偕老。日本人的空袭无情地击碎了我的梦想。我为前途担忧，理智告诉我，继续呆在菲律宾凶多吉少，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无常。

　　现在讲这些事情，毫不费力。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不确定感，却会在不久的将来陪伴了我差不多4年时间。我当时甚至后悔，18个月之前在满腔爱国激情刺激下做出的冲动抉择。

　　高二那年我辍学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老师，继续读高中纯粹是浪费时间。18岁的时候，我就想在商界闯荡。当时我已经开始和劳拉谈恋爱，我不想读大学，想尽快挣钱，因为劳拉她爸希望女儿能嫁个有钱人，或者有体面职业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小五金工厂上班，这家工厂生产装饰盘挂钩、水管支架之类的小玩意。我也在那里谋了个差事，当推销员，把这些小玩意推销给百货公司和小商店。我真是经商的料子，第一年就赚了不少钱。钱多得我可以自立门户，我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工厂，生产我自己研制的产品。20岁的时候，我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我身体条件很好，体重185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肌肉发达。我的头发乌黑闪亮，眼睛是灰色的，皮肤颜色很深，因此好多朋友把我当成了意大利后裔。其实我们一家都是犹太人，祖父母是德国犹太人，外祖父母是波兰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来到美国定居。我父亲是纽约人，母亲是费城人。我们家姓坦尼伯格。

　　当时《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激起了我的义愤。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美国的青年人，是战争婴儿，他们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还不能担负起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自由散漫，毫无生活目标，不够坚强，心智还不成熟。”

　　1940年9月，我决定主动参军，我要自己选择部队，而不是被莫名奇妙地与很多陌生人分在一起。我要以志愿兵的身份承担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我要在战争中证明，自己并不是《读者文摘》上所说的那种人。（摘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有删节，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