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价购藏古代艺术品应启动公开程序

　　今年春拍捷报频频：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以近20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创下了香港苏富比历年单季拍卖最高纪录;5月，中国嘉德春拍创出21.28亿元的内地单季拍卖最高纪录，同时，张大千的《爱痕湖》以1.008亿元成交，中国近现代书画单件拍品首次突破亿元大关;6月，北京保利春拍，黄庭坚的《砥柱铭》以4.368亿元高价刷新了中国艺术品成交的世界纪录……

　　炒艺术作品是件好事，让普罗大众抬起头来，仰望一下那些给自己带来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炒虚拟的文化产品，比炒关系民生的粮食、房屋总要“雅”得多。但当艺术作品炒成了天价，炒得远离人们的想象与生活常识之时，我们有理由对它怀疑，并保持应有的警惕。天底之下，真有那么一群人，爱某幅艺术作品，爱到要动用数以亿计的资金来购买?如果他是用来投资的话，莫非他真的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资本，来保证他竞拍到手的天价作品将再创新高?

　　十多年前，一位拍卖行高管告诉笔者说，大量拍出来的作品，多是用于送礼，普通百姓没多少人会来这儿拍这些古玩字画，真正来此投资升值的也极少。后来，一些艺术家为了使自己作品提升价值，有时会雇用亲友，将自己拍卖的作品高价购回，这也成为行业炒作的公开秘密。现在将一些艺术作品拍成天价，到底意欲何为?

　　后续的消息令人费解，譬如最近传出的，国家拟用优先购买权将黄庭坚的《砥柱铭》收归国有。2002年颁布的新《文物法》第58条中就有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当年，北宋书法大家米芾的《研山铭》就在“中贸圣佳”被实行了“定向拍卖”，由国家文物局这家指定的具有唯一竞拍资格的单位拍得。第二年颁布的《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中，国家再次明确提出：“国家对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珍贵文物拥有优先购买权。”

　　对于这种限定竞买者拍卖方式，业界发出颇多不满的声音。国家究竟对哪些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一定要收藏?如果不收藏，就有损国格或影响国家文化品质吗?什么样的程序、什么样的专家委员会可以决定国家掏钱来购买天价艺术作品?如果有人用金钱或权力影响国家拍卖与收购，那么受害的不仅是国家资产，还有正常的艺术品市场。

　　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最好不要介入拍卖市场上回购古代文化艺术品。如果非购不可，也应该启动公开程序，譬如数以万计的专家或公民的签名要求，独立的调查公司对民意的调研，网络、电视与纸媒的公开讨论，如果公众普遍觉得某一件作品一定要藏之于国家博物馆，这个时候动用国家收购权也不迟。更多的作品，不妨动用高仿技术，让流传于民间、市场的绝世作品有一份电子与高仿真备份，这也足可以满足专家的研究需要与公众的欣赏需求了。

　　国家高价购藏古代艺术品，无形中也助推了艺术品市场虚高的价格。真正的艺术品收藏应该基于爱好，如果艺术品像黄金一样由收藏者积压在仓库，艺术收藏就成为一种异化的行为。收藏界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应拥有20%的投资者，80%真正的收藏者。如果收藏指向投机与疯狂炒作，结局将是一场悲剧。我们都记得，上世纪90年代前后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日本众多大公司动用巨资收藏西方油画，仅1990年一年，日本人收购世界名画就花了33亿美元。拍卖史上令人震颤的“天价”一波一波出现，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开始“打折”，大财团在银行里留下用来抵债的书画作品堆积如山，其价格大幅缩水，甚至不足买价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