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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境中的科学即：实事求是——从客观事实中，探求出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是”来；中华名人故里的“实事”中，蕴涵有那些“是”？将其置于科学视野下冷静审视，我们将会得出如下理性判断。
历史传说非历史史实
历史传说虽有历史影子，但并非无征不信的史实，有如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关于先圣故里之争：伏羲、女娲、炎帝、尧王等，究竟生于何地、兴于何处、葬于何方？迄无定论。先圣之称谓，或为一部落首领，或为几代部落首领徽号。况上古生存条件那样恶劣，要解决部落生存问题，就得不断游移、迁徙；于是中华先祖踪迹，就广留于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像植物种子一样，走一路、撒一路，先圣精神之花遍地开放。如伏羲，很可能生在天水，活动在黄河中上游，葬于淮阳。女娲是中华圣母，有人的地方就有其“精神肖像”；在黄河中上游有很多“女娲遗迹”，我们也不应将其框定于某地。炎帝兴起于西北？中部？江南？也“测不准”；作为农耕文明祖先，兴起于首创农耕文明的黄河中游、可能性要大一些；然后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这都是合乎历史情理逻辑的。再说尧，很可能生长于上党、建都于平阳，然后向四方辐射，足迹遍布天下。故，我们不必囿于“一地之见”，且不能容忍“二属”现象，要以包容的心态来面对“泛化”的先圣遗迹；同时，正好表明中华儿女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民族凝聚力：我们同是龙的传人、炎黄之孙、华夏儿女，同系一条文化祖根：圣祖之迹遍中华，血脉相连是一家。
名人流寓非唯一定居
古代名人寓居有很大流动性，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现在要认定唯一定居处也很困难。如：李白、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等。有的有明确正史记载，有的则没有，只散见于笔记、野史类载体中，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假如人可以进入“时间隧道”、去进行情景还原，就会发现：古代户籍制远比现在宽松：“此地不养爷，必有养爷处；东西南北中、处处有爷路。”正史把古人居所流动称之为“流寓”，即当代所谓：人才流动。故，名人天下流寓，其居所没有唯一性；好男儿四海为家，青山处处埋忠骨。如罗贯中，很可能生在山西，先流寓河北，再流寓山东，最后寓居于钱塘，老死钱塘。关汉卿也如此，生在山西解州，为关公后裔，故对关公钟爱有加；后又流寓祁州、大都、杭州，老死祁州。曹雪芹故里，虽祖籍在东北辽阳，其高祖曹振彦在山西吉州、大同都做过官，他的第一旁根在山西，也符合情理逻辑。李白更是这样，一辈子脚不停地走，口不停地喝，手不停地写，足迹遍天下；说陇地李白、蜀地李白、湖北李白、山东李白，都有相对的依据与合理性，此为“泛故里化”现象。故，鉴于古代名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不必拘泥于一两种文献记载，也没必要各执一词、争夺不休：神州遍地英灵迹，中华处处是我家。
文学虚构非实有其事
文学的灵魂就是“虚构”，不必实有其事，追求艺术真实；对一些文学传说人物“属地权”，更没必要呕心沥血去考证，将其八辈祖宗都挖出来。如牛郎织女、梁祝、花木兰、董永、西施、貂蝉等；或许当初这些传说都有生活影子，有属地信息，和地方民俗风情交织在一起；但毕竟是民间传说，虚构成分很大，要将其死死框定在一个地方，恐怕是胶柱鼓瑟、一相情愿。如梁祝起源，牵涉四省六区，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认为，它的生成地框定在江南水乡，还是有一定情理依据的，但究竟是江苏、还是浙江？这就拿不准了；因为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是“多元件组合”，像“天女散花”一样，到处都有其花絮。正如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云：“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就是文学人物的虚构性；传说更如此，是民间艺人的创造：不必真有其事，仿佛曾有其事，可能会有其事。难怪有人说：“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编出来的东西，有时比真实还要真实。尤其是传说领域的“再造空间”很大；百姓为了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以满足自己审美心理需求，于是就捕风捉影地创造自己心中的幻影，将其“物态化”。所以对文学传说人物，就更不能给其人为“上户口了”，也只能“泛户口化”；只要百姓喜欢、津津乐道，就应该予以认可；不要像申请商标一样，法定它的“唯一性”，更不必煞有介事去“寻真”：文学虚构非实事，海市蜃楼亦美景。
文献记载非独此一家
追溯时间隧道中的名人故里，须凭文献依据，一般来说正史可靠一些；若语焉不详，就只得靠笔记、野史了，于是就有了非独此一家的“多样性”。如李白故里何处？一般说祖籍陇西成纪，生于碎叶，后家于绵阳。但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旧唐书》云：“李白……山东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自云：“白本家金陵”，文献记载，莫衷一是。对天才诗人李白故里认同，应是“流线型”的：祖籍陇西，生于碎叶，移居绵阳，后又浪迹天涯，曾流寓湖北、山东、金陵，后有歧说就不足为奇了。《三国演义》最早《嘉靖本·蒋大器序》云：“东原罗贯中”，但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却称他“太原人”，元人《赵宝峰先生集》隐含“罗本”为“浙江慈溪”人的信息。尤其是“东原”与“太原”间，就留下了无限的争议空间。再说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里对龙门、河山之阳，都没有准确的界定，于是又引出“韩城说”与“河津说”，且两地在明代就有“口水战”，各持己据，争执不下。这都是历史文献记载不确切性和后人过度阐释造成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用说笔记、野史记载，本来就有捕风捉影之嫌；就是正史，由于当时传播条件限制，张冠李戴、互相抵牾之处也不少，准确性、科学性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郢书燕说的误读是在所难免的：文献记载多岐说，历史还原难认同。
民俗文化非信史实学
“名人故里说”相当一部分始于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非信史实学，具有巨大再造空间。民众无意识的集体创造，具有很强辐射效应，一传十、十传百，随之就会积淀为一种文化形态。民俗文化再造原动力，源于民众独特的创造心理。首先是认宗心理。我们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是汉语圈人的共同归属感；于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的遗迹，到处都有，且各自为政。其次是崇名心理。一人出了名，得到了大家认同，就会无形中形成一个“崇拜场”，都来认亲，如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还有西施、貂蝉、牛郎织女、梁祝此类传说人物。再次是自娱心理。如历史名地羊头山、羊肠坂、首阳山、老爷山、抱犊山等，总是有多处，人们可以随机、随地而造，用自己身边的名胜来自娱自乐。最后是一种泛神化现象。民众为满足自己的宗神情感，随处随时可用自己心造的幻影，来自我陶醉，像伏羲庙、女娲庙、炎帝庙等。故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商标是“中华牌”；名人故里，也只能有一个大概指向，不可坐实：民俗文化非信史，文明薪火遍中华。
用科学眼光来审视：部分名人故里记载、本身就有很大不确定性。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人们应多几分沟通、理解：拓宽地域文化视野，着眼精神血脉传承，共享中华文明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