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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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强在网上看到湖北农民发明的潜水艇，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一看到它就知道无用，那么重，沉下去就浮不起来。但是想象力和造型很吸引人。”3月4日起，他跑遍了半个中国，开始寻访各地的农民发明家，做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达·芬奇”展览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发现我回国做的作品都具有官方身份，而且都是在大城市，2001年我回上海做APEC焰火计划，后来又在北京做奥运会开幕式和国庆60周年庆典，其实看不到更多真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寻找“文化现成物”

　　上海外滩美术馆开馆，它曾是中国最早的美术馆，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建的，解放以后就被封起来了，当成上海博物馆的仓库。最近一位私人企业家，买下了整条街，开发成为有文化色彩的高端商业街，他要把这栋美术馆重新恢复，请我做展览，又是在世博会期间。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展览，和中国底层有关系，又跟创造力有关系。世博会的历史就是万国通商，展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明创造，让人类的生活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这在以前的世博会很重要，一百多年前从英国开始，世博会就是互通有无的文化交流。但现在网络很发达，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展销也已经很多了，世博会的意义就远远不如奥运会了。

　　但是，世博会和中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关系的。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刚好想做农民的主题，最近五年以来，其实起源还不止五年，我就喜欢在历史的沿袭里面去寻找文化，我把它开玩笑叫“文化现成物”，包括“收租院”、“草船借箭”，包括龙的符号是什么意思，作为“文化现成物”，再来给它弄一弄。

　　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以前来中国，教中国人学油画，在中央美院建油画系。后来他回国了，刚好中苏关系就出问题了，他的命运就改变了，政治上就不正确了。尽管他很爱中国，可苏联人对他的观点还是很不屑。我们国内因为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他的学生们也不能说他了。整个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文艺政策宽松了，跟苏联的关系开始恢复，可是他的学生们都开始到欧洲去留学参观，发现意大利、法国的艺术更了不起，苏联这些老师也不怎么样，他的学生也不大在意他了。其实，马克西莫夫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发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建立了一个“马克西莫夫训练班”，但是他当年在中国的学生现在都不关心他了，只有我这个搞现代艺术的，也不好好画油画的，一直收藏他的东西，我收藏了他二百六十多件作品，他所有在中国时代的作品，他的太太和儿子们都不断地卖给我，帮助我建立起一个马克西莫夫完整的档案，从当时他由中国带走的《文艺报》到他跟朱德、徐悲鸿等人拍过的照片，全部卖给了我。苏联博物馆现在也不要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我把它们买回来，马克西莫夫的坟墓坏了，他们都来找我出钱修一修。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马克西莫夫的不少中国学生成了大艺术家，很有钱了，他们可以关照自己的老师了，但是这些人去前苏联访问，宁可做很光亮的大国文化交流活动，也不大去关心这位过去的老师。我这人比较怀旧，会关照一下这种事情。但是，对整个中国底层弱势族群的生活，我确实没有机会去研究。

在安徽萧县农民自制的飞碟里，蔡国强兴奋地拉动操纵杆。农民发明家的许多发明是失败的，有的飞机 或飞碟甚至没飞起来。蔡国强认为，重要的不是人造的物体能不能飞起来，而是他的心在飞起来。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图)

北京农民吴玉禄发明的机器人可以拉车前进，还能满嘴吆喝，蔡国强邀请吴玉禄全家参加“农民达·芬 奇”展览。 (东方IC/图)

　　威尼斯飞碟，中国农民造

　　2005年为中国在威尼斯建国家馆，当时作为策展人，我感到应该在中国馆展现中国现在方方面面的状态，我选的艺术家里，彭禹和孙原做了一个方案，他们请了安徽农民杜文达去现场做飞碟。我感到从杜文达的飞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另外一种面貌。杜文达在现场搭建了飞碟，我们在开幕那一天要放飞这个飞碟。其实他那个飞碟飞不起来，因为转速要到一分钟1000转的高速它才能飞起来，他的电机即使有这个能力，那些橡胶带也要能够耐热才不会被烧断。很多配套都跟不上这个速度，所以速度转到八九百转的时候，橡胶带就断了。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等待中国农民的飞碟能不能飞起来，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个飞碟能飞起来。当时我也一直问他们，想过飞起来以后怎么降落吗?他们回答：没想过，只想让它飞起来。

　　但这之前，我也一直关心中国农民的创造物，为什么在很边远的安徽、宁夏、甘肃不少农民都在造飞机，很多人都没乘过飞机的，有的人甚至连飞机都没看过，他们都在造飞机。我对这些农民的关注，倒不是从政治社会议题的角度去看，我的第一感受是，他们跟我很像，就是那种好奇心、开拓心很像，做东西的趣味跟我这个艺术家很像，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我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中国农民，我们在福建泉州，以前那是个很小的小镇，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个人跟农民的感情很近。在国外，经常有人问我的身份，我就说，我是亚洲农民。

　　从那以后五年多来，我一直在收藏农民的发明。2005年1月，春节前，我弟弟国盛跟湖北的李玉明买潜艇“霞光一号”，我也是上网看到的照片，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潜艇的艺术魅力感动了。之前看到农民造飞机、造机器人，感觉并不那么强烈，可这个潜艇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我就觉得我应该买些这样的东西，他也穷，我买了他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往前走，会更好。不然他一直抱着那个东西在家里面，也很难往前走。我从那时候开始买，收藏了很多农民造的潜水艇、直升机、飞碟、机器人。

　　重要的不是飞起来

　　这次是我第二次做与农民有关的计划。上一次是2005年的《威尼斯收租院》。中国社会正为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身份而焦虑，这次刚好利用这个主题，在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可以打出一个“创造力是什么东西?”的命题来讨论，关心一下中国农民自身的创造力。我感到最有意义的农民是个体，整个世博会有很多个国家馆，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展示和实力展示，但农民完全是个体，这一点很有意义。另外，刚好这次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我把我们的展览找了一个主题，叫做“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人家问我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农民跟城市有什么关系?我说全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哪一个城市不是农民的血汗盖起来的?有多少农民在各个城市辛勤地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盖”这些现代化?所以我说“农民使城市更美好”。

　　另外我也做了两个标题，一个叫做“不知如何降下”，巨大的标语写在墙上，跟我们的社会寓意有关系;另外一个墙上写“重要的不在飞起来”，因为这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点点反思，重要的不是飞得越高、越快、越好。其实都是从农民的主题带出来的一点点东西。

　　我用毛笔写 “农民让城市更美好”、“重要的不是飞起来”，利用大楼的墙面反复播放。世博会宣传里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标语，就是“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在这次展览里面，有很多农民发明的东西很有意思。农民熊天华的家乡周围有一圈山头，最低也要50米。但他的飞机一直都飞30米，所以他一直飞不过去。这一次他认为把发动机改造了，可以飞过去，结果还是撞了山，但是它的速度不快，也没死人，人家给他扛回来了。我这次要出的书的封面就用这个，就是飞机不是在天上的，是扛着的，很象征这个时代。重要的不是人造的物体能不能起来，是他的心在起来。

　　有的农民飞机飞得非常好，他们的飞机停在家门口，像停车场一样，一会儿飞上去转一转，一会儿又降下来。但有的人用塑料布做机翼，根本就不可能飞的，转得快了就破了。有的造木头直升机的农民，连飞机都没看过，把拖拉机的发电机改造成飞机的发动机，它一样能转。要飞的时候，各村的人都围过来，看它怎么飞，但很多人的飞机有时候会被当地政府没收。飞机不飞起来，政府一点不操心，但一飞起来就跟航空法有关系，空中飞行物是不能乱搞的。

　　山东农民谭成年在试飞的时候摔死了，我们也买到了他飞机的部分残骸，因为飞机撞到人家的房子，人家把他的飞机拆了，机头、发动机，能卖的都拆了卖掉，只剩下一些东西还能买得到。他的飞机残骸会放在美术馆一楼展厅，这个装置就像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

　　展厅的墙上，我会用墨笔把所知的农民创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创造物的名称一一写上。展厅的空中飘着五十多个风筝，每只风筝代表一个农民发明家，投影会将他们的故事投射在风筝上。我会在展厅地面种一片草地，种一片花，是真的草地和鲜花，然后里面养一些鸟，其实这已经升华出一种精神、一种浪漫和乌托邦的感觉，把这些农民的梦想创造成为整体的东西，看起来像童话世界，有一种童真的趣味。

　　李玉明造的潜水艇经常是要么沉不下去，要么是沉下去起不来。他有绳子，起不来大家给他拖起来。事先都说好了，3分钟要起不来就拖。有的潜艇还真能潜很深，还能浮起来。农民陶相礼造的潜艇，现在在北京郊外房山水库里放着，但是他沉下去时没有氧气，他还要自己带一个氧气罩。

　　吴玉禄造的机器人会拉车，能走，能够泡茶，能点烟。这次我也让他、他老婆和两个儿子一起做机器人，我们有一层楼是他们一家人在展出现场一直在做机器人，然后把一批现代艺术家那些好笑的东西用机器人来表达，他们做的机器人画的画还能卖，观众可以直接和他们交流。

　　造飞碟的农民杜文达，我们请他在现场的广场上造一个15米的太空梭，他们一直在那边电焊，也搭了一个工棚让他们在广场上吃住。

武汉市蔡甸农民李玉明设计的鳍板式潜艇“霞光2号”，2005年9月准备在长江江面上试航时，被 长江海事局紧急叫停，因其试航未办理相关手续。 (东方IC/ 图)

在江西上饶铅山焦坑村，蔡国强和曹书仔等人抬着一架木头飞机一起出村。他说：“它最简陋，但最像 艺术品。”这十多天的农民发明家寻访将产生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图)

　　在微缩航母里放苏联黑白片

　　我会让造潜水艇的陶相礼带一个团队在美术馆里面造一艘微缩航空母舰，当然都是用破铜烂铁焊起来的，一个斑斑驳驳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里面是一个电影院，电影院里面放的是苏联开拓宇宙史的黑白电影。苏联解体之前之后，有一个导演彼利世安做了一个纪录片《我们的世纪》，是在讲苏联开拓宇宙的这条路上的成功和失败，大量的是看到困难。

　　还有另外一个纪录片是罗马尼亚导演安德烈·乌杰卡拍的，他是以把纪录片作为脚本的形式进行的，他让一批苏联宇航员去“和平号”太空站的时候，继续用脚本互相拍故事，没想到这些人回不来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时候苏联解体了，航天局什么都解散了，就没人管他们了，他们在上面等十个月，都没人上去把他们带回来。后来包括欧盟，还有美国，大家都捐钱，一起送新的宇航员上去，带大量的吃的上去，把他们接回来。这个纪录片一个半小时，叫《脱离现在时空》，很感人，宇航员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派他去的国家没了，他去的时候还带一面苏联国旗，是镰刀斧头，下一批上去的时候，带了新的俄罗斯的三色旗。去换他们下来的时候，已经换国旗了，这个很好玩。

　　我找的这些东西都是跟农民看起来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就是，农民是完全个体的角度，同的其实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开拓的勇气。

　　我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展览开始之前，和这些农民做一些采访。这次要走访八个省，这个走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当年我在威尼斯做农民造飞碟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美术馆馆长对这个行为很肯定，他们说，其实达·芬奇也没飞起来过，飞不起来又有什么关系?

　　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个展览就叫“农民达·芬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