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解局，能否指望拍卖行

刘岩 《收藏.趋势》

一直以来，中国拍卖行业所受到的最大诟病就是“拍假”，由此引发的关于艺术品鉴定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在2009艺术品拍卖论坛中，鉴定问题备受关注，并多次被提及、讨论。拍卖行业也终于有了机会，可以站在自己立场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届论坛特意请到了国外拍卖行业的顶级专家，希望他们可以介绍国外的模式和经验供国内参考。那么，来自国外的模式能不能解决国内的问题？拍卖行在鉴定的问题上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呢？

法国人的“天方夜谭”

12日下午，来自法国的亨利·波特尔作为特约嘉宾，走上了中国艺术品拍卖论坛的讲台。波特尔先生五六十岁的样子，有着欧洲人特有的高鼻梁，花白的头发衬着深色西装。

据介绍，亨利·波特尔来自法国巴黎的一个鉴定世家，如今，他接收并领导着家族企业“波特尔鉴定中心”。该中心承担了法国拍卖市场上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艺术品鉴定任务。

也许与对法国先入为主的认识有关，波特尔先生的法语演讲，让人更容易想到的词汇是“浪漫”，就如同想到德国就想到“严谨”一样。

波特尔先生的演讲持续了大概只有16分钟，其中包括同声传译的翻译时间，还有因同声传译出现故障而耽误的时间。演讲稿翻译成中文，总共只有2300余字。

尽管如此，波特尔先生的演讲是在第一分论坛特意安排的内容，而鉴定问题被率先提出并由此展开探讨，足见主办方的一番苦心。只不过，在波特尔先生将“法国模式”介绍给中国拍卖同仁后，这些在市场中经历沉浮的中国同仁却不以为然。

实际上，与会各方对波特尔先生的演讲还是怀有期待的，毕竟鉴定问题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中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只是这次短暂的演讲，似乎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波特尔所描述的法国艺术品鉴定对于中国艺术品来说，就仿佛天方夜谭。

按照波特尔先生的介绍，在法国的鉴定师制度中，作为独立的鉴定师必须加入行业工会，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并有7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他说，法国有一个专门为自由拍卖交易，也就是商业拍卖进行鉴定的组织，由包括法官、公务人员、拍卖行代表以及鉴定师等机构的11名成员组成。他们负责对拍卖的艺术品进行鉴定，并且对违规操作的拍卖行采取惩罚措施，甚至直至其破产。

“法国的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论坛结束后，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外国的画家人数有限，而且油画作品产出慢，一个画家的画大概有多少幅也是有迹可循，比较清楚的，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历史长、画家多，作品多，同时赝品也多。不是几个鉴定家就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中国目前没有法律认定的，服务于民间收藏领域的鉴定师和鉴定机构，只有从事鉴定活动的专家。鉴定师和专家，称呼的不同体现了职能的不同。也正是由于中国专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法定鉴定职位，因此他们给出的只是建议而非判定，自然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更不用说承担起惩罚违规公司的责任。

波特尔说，在法国，鉴定师对其所做出的鉴定结果负有担保责任。这个担保有时间限制，如果买卖双方对交易成功的物品产生争议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限内要求取消交易，物归原主。这个过程，鉴定师有责任协助完成。担保的年限最初是30年，2000年的时候减到10年，在2008年又减缩到了5年。

波特尔先生演讲到这里，台下即刻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在第二天举行的论坛提问环节中，有人专门就此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担保时间会频繁调整，而且是缩短呢？波特尔先生的回答是，最终改为5年是为了适应欧洲共同体统一的标准。

“鉴定师的担保期从30年缩减到到10年再到5年，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北京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会后告诉记者，“法国的鉴定家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体制很健全。他们的各种机制，包括信用体系、保险体系、法律体制等等，把鉴定师的风险规避到了最小。这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来讲，还是很难实现的。”

在中国，没有任何人和机构能站出来做法国式的担保，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变通方式。甘学军说：“现在国内拍卖公司基本都给出了一个月的付款期限。这一个月是什么？其实就是给消费者的担保期，你可以去找专家去鉴定，只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就可以。如果觉得有问题，你不付款，那么交易也就取消了。”

凭什么拍卖公司要做鉴定

“法国模式”让中国内地拍卖公司进一步看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国情差异。问题是，拍卖市场的艺术品鉴定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此前的各种争议中，更多人，特别是艺术品买家，更倾向于把鉴定的任务交给拍卖公司。在现实中，拍卖公司既进行着鉴定活动，又不为鉴定结果负责，那么，拍卖公司做鉴定的实质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第一次走向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买家来说，他对于拍卖公司的要求，无外乎真假的确定，他认为这是拍卖公司的职责所在——我向你买东西，你不负责鉴定，谁负责？但是拍卖公司却会回复对方：您要求的真伪鉴定我们做不到——无论是拍卖公司的企业属性，还是如今的法律规定，拍卖公司都不必为真假负责，这也是行业的特点。拍卖公司有拍卖公司的义务，也就是为顾客的购买提供更多的鉴定依据。

“鉴定是一种权力，没有人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去认定一个文物的真或者假，而且即便我们做出了鉴别，也没有法律来承认这个结果，我们的结果也不一定会得到大众的认可。”刘尚勇说，“所以，我们对所拍艺术品的鉴别不叫鉴定，而是叫评估咨询。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把艺术品真伪的事情搞清楚。但是，这一过程太难了，只能做到尽可能搞清楚而已。”

“《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没有保真的义务，但是并不是说拍卖公司对真伪就没有任何责任，起码道义上来讲，力求真品是拍卖公司尽力追求的。”甘学军说，“中介这一行，就是靠信誉吃饭的。信誉又是怎样获得的呢？无外乎争取拍更真、更好的东西。而且，艺术品投资的最大风险就是真假问题，你不尽力帮购买者解决，企业又怎么做下去呢？”

艺术品鉴定问题的复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以中国文化的流传方式，鉴定堪称一个历史悠久的难题。

 “让拍卖公司来保真是不公平的。”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说，“文物艺术品的真假问题，从宋代开始争议就特别多，一直到现在历代都在争论。艺术品鉴定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家目鉴，但是再资深的专家都难免打眼；第二是文献佐证，但是很多著作从诞生之初就开始有争议分歧。比如《石渠宝笈》刚发表的时候，就有人对其中2至3成的作品有疑虑，这样的情况怎样去确信？第三种是科学仪器鉴定，但是即便能鉴定出是清朝的纸墨，那么又能鉴定出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呢？所以说，这三种方法都无法确定保真，那么又凭什么让拍卖公司来保真呢？”

除了技术的问题而外，企业性质也决定了拍卖公司不应该承担鉴定真伪的责任。

“拍卖公司是中介机构，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具有鉴定真伪责任的。”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刘建业说，“拍卖公司跟商店不一样，它不是直接商务，所以也不能对其有同样的要求。拍卖公司接到东西，也要进行鉴别，但是这种鉴别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声誉，尽量不出现大的失误。”

 “我们并不是拍品的售出者、拥有者，更不是生产者。我们只是一个中介机构，我们赚取的也只是佣金。”刘尚勇说，“所以我们首先不能对拍品的真假以及赔偿负责，退一步说，即使需要负责，我们能够赔偿的也只有佣金而已。”

拍卖“保真”就是欺诈

凭借着大手笔的买进，刘益谦如今已是中国藏界的风云人物，中国书画进入“亿元时代”，刘益谦正是重要推手之一。而刘益谦的买画经历，也许更能够说明鉴定问题的现实情况。

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会上，刘益谦见到了一幅仇英的画。据介绍，该画是仇英当初送给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在画上有项元汴40多方收藏印章，项元汴还把这幅作品编入了他的以《千字文》来编排的收藏序列中，但是，该画并没有仇英的款。

历史久远而且没有款，画的真伪就很难确定。刘益谦为此找来了4位专家帮忙看画。结果4个人给出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两个人说好，两个人说不好。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伪，要不要买？最后，刘益谦还是把这幅画买了下来，因为在听取了两方意见之后，他还是觉得，说这幅画好的专家逻辑更为可信。

刘益谦说：“东西的真伪不要迷信于任何一个专家，再好的专家也没有权威性。最终要靠的是自己的判断。”

能被刘益谦找到掌眼的专家应该是比较顶级的专家了，但是，即便如此，这些顶级专家对同一幅画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哪个一个专家说得是对的呢？可以设想，当刘益谦花高价买回来的这幅作品，再次拿到市场上，恐怕市场对于它的评价也会依然如此：有的说真、有的说假，没有人会给出一锤定音的鉴定结果。

拍卖公司既面临着没有“权力”的制约，又接受着“高难度”的鉴定物品。因此，业内人士认为，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与普通商品同日而语，更不能以统一的标准衡量。

“在美国的纽约州，法律规定如果有拍卖公司打出保真的旗号，就属于欺诈。”王凤海告诉记者，“‘拍假’两个字提出来，本身就表明了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艺术品，特别是中国艺术品，想要明确鉴定出其真伪，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上和技术上的复杂现实，让在现实中的艺术品鉴定，特别是古艺术品鉴定的过程中莫衷一是的情况普遍存在。”甘学军解释到，“《拍卖法》规定拍卖企业在声明不确保真假的情况下，不需要对假货负责，这有着事实依据，它是基于艺术品鉴赏的实际情况。法律不会规定人做不到的事情，有这样的法规我感到特别欣慰。”

多年以来，可以说，正是《拍卖法》保护了拍卖行，换句话说，拍卖行能有今天的蓬勃发展，与《拍卖法》制订时对特殊行业给予了特殊考虑有关。

至于收藏家对于《拍卖法》的不同看法，甘学军说：“从收藏家的角度来看，收藏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真伪、高下的过程。当初当作真品买下的，可能经过不停地求证探索赏析，也许在10年之后才发现它是假的。这种情况在收藏界是很普遍的。反之，当作假的买回东西，也许过了10年之后却发现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捡漏，这不正是收藏活动的趣味之一吗？”

“想买真东西却买到假东西的人，有四个特点。”刘尚勇说，“一个是出错了价，贪图便宜结果上了大当；第二是找错了地方，高端艺术品应该去高端市场去买；第三，不懂又不问，自以为是；第四，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太浅显。艺术品市场是一个二手市场，本身卖的就是不确定的东西。拍卖市场上东西大多不是直接来源于生产者，过了很多人的手，很多东西的情况根本说不清楚。它本身这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产品。”

“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法律真实性的问题。在法律上，即便是亲眼看着某个画家做的画，即便你就是作者，也需要有第三方证明才能确定其真实。”甘学军补充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有区别的。即便国家指定了某个单位对某件艺术品进行了真伪鉴别，那也只是法律上的事实，那是否就是客观事实呢？又能否被广泛认可呢？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千呼万唤不出来

文物艺术品“真伪难辨”，拍卖行“没有权力”，收藏者“渴望权益”，围绕文物艺术品鉴定可谓矛盾重重。那么，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不是需要一个处于中间位置，有效协调各方的鉴定体系呢？

“中国缺少的不是鉴定机构，而是缺少一个拥有鉴定权力的、权威的鉴定机构。这个机构被法律赋予权力，也同时对法律负责。”刘尚勇一语道破了中国文物艺术品鉴定的真正问题所在。

采访中，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表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指定的、权威的鉴定机构服务于收藏，那自然是最好。只是就目前的中国来讲，很难实现。

“能出现这样的鉴定机构当然最好。”甘学军说，“这样，无论是在司法鉴定上，还是在购买投资参考上，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从提高从业者自身业务技能和职业操守，以及收藏者掌握更可靠的知识和资源出发，因为这样机构在中国建立，不知道还会等多久。”

走在著名的北京琉璃厂，一条街从西到东，可以看到二三十个“艺术品鉴定”的招牌，很多画店和古玩店也都推出了这项的服务。为了适应中国正在兴起的“全民收藏”，鉴定机构发展也是雨后春笋。

刘建业的工作地点就在琉璃厂。他说，媒体来到这里都能看到林立的鉴定中心，而这些鉴定中心还会偶尔扯皮，关于某个东西的鉴定各有不同结果，这让持有者也左右为难。

刘建业说：“客观地说，这些鉴定中心里那些所谓专家，水平让人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些鉴定中心没有国家的批准和认可，不具备权威性。”

 “建立一个权威的鉴定机构，中国收藏家协会为此呼吁了10年。”刘建业说，“目前艺术品市场的矛盾，主要就是鉴定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由国家组织和承认的，由专家或者资深专家成立的鉴定机构。通过国家来选择一批具备水平的人，持证上岗，对市场上所有的文物进行鉴定。这个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在没有司法判定其是错误之前，它就是真的，社会上，包括市场上各个部门都必须对此承认。这样一来，目前市场上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与收藏家协会10年呼吁相比，来自收藏者的呼声也不会逊色多少。基于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实际需要，大概从三四年前开始，文物局就组织相关人员就鉴定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拿出一个办法。

刘建业参加了几乎这些所有的讨论和会议：“直至2008年年底，我们还在对此进行讨论，只是现在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呼吁建立鉴定师制度，从劳动系统、人事系统设立一个新的行业资质，就叫艺术品鉴定师。有高级、初级的资质分别，会接受相关部门监督，但不承担刑事责任。”

鉴定师制度建成的难度有多大呢？刘建业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第一批鉴定师从哪里产生呢？在2008年12月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从在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鉴定的、具备研究员、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人当中，选择一批上岗。但是，在全国文博系统具有这样的资格的人大概有几千人。这些人里还包含有搞史学研究的、摄影的、文物保管的等等，这些不适合进入鉴定师队伍的人怎样划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而且，参照国际惯例，也是出于严谨的角度，即使现在一直在文博系统从事鉴定工作的人，也不是说就可以做鉴定师的，起码还要从事一线鉴定工作5年以上。而且即便第一批解决了，第二批该如何挑选培训考核，又是一大难题。虽然经过了长时间、大量的讨论，这一制度也仍然还在襁褓中。”

与刘建业苦心探索建立鉴定体系不同，刘尚勇则对鉴定体系“千呼万唤不出来”提出了另外的看法。

 他说：“国家指定了某专家，他鉴定的结果是不是就人人相信？国家能指定谁又该指定谁？又凭什么指定他呢？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建立一个诚信体系，也不是一个诚信社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