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大家王世襄东瀛追宝（二）

日方被迫还书

根据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档案记载：1946年2月中，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看到了该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嘉业堂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的深入追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

真相这才大白。日寇占领香港后，日军把看守冯平山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他们盘问了馆长陈君葆很长时间，始终不信那110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馆长承认是古物不可。

此后，又有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鉴定那批书。1942年2月2日，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的指导下，他们运走了该馆所存图书。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中央图书馆的这批书，辗转交到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整理。战争结束时，为了避免美军将帝国图书馆连带这批书一并接收，长泽挑出了一万册精华善本，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在土窖中隐藏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到底是谁发现了这批书？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自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

还有一说是，这些书为上海戏剧学院创始人顾毓琇所发现。

记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这些书是被驻日代表团侨务专员刘增华发现的。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有一份刘增华呈交外交部的电报，大意为：1946年元月，教育部嘱有关部门代为查找中央图书馆流失善本一事。后经刘增华专员四处奔走，终于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这批书。

不论是谁发现的，幸亏这批书不仅加盖公章，而且登记造册，有据可查，并分别经过了几次清点，账目非常清楚。否则，日本怎么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这块肥肉？

王世襄抵达东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存在代表团的10箱书，也就是从伊势原地窖中起获的珍品运回了上海。

当时，有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送代表团人员及家属到东京来，回程无可装载。王世襄相机行事，用这两架飞机将善本运回了国内。不想，“清损会”对此并不满意，杭立武来信责怪他不该擅作主张，理由是为此教育部要承担部分回程费用，其次是万一飞机失事，这批善本岂不就毁了。

空运的做法受到了批评，看来，存于帝国图书馆的107箱书只能走水路回国了。

使命“已近失败之途”

其他两项使命，可就没有头一件这么顺利了。看到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后，王世襄不禁大为失望。

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说出番号等。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

王世襄查看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多年兵荒马乱，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

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联合国的规定条款如此苛刻，难道不是在偏袒庇护敌人？

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但他仍不屈不挠地用“不合格”材料提出追寻要求，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为追偿文物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很快就看明白了：在美国对日管理的体制下，追偿的决策方是远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执行方是盟军总部，实际上就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扮演日本“主人”的角色，他又怎么能让日本吃亏？盟军总部、日本政府都不积极配合，单靠几位身处异地他乡的中国专家奔走，又怎管用？

王世襄仍不死心，拿出了第三条“锦囊”。他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张凤举甚至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团长朱世明则搬出“外交辞令”：此举牵涉到联合国的原则性规定，必须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呈，请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这都是推脱之辞。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全在收回被劫武器和机器上——这是他发动内战的军需品，哪有心情为了文物的事去“打架”？

战后，我国虽追回了部分文物，但与实际被抢劫的数量远远不能相比。例如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部，有证据的重要被劫案件也有15245件。但运回国的，主要就是那107箱善本图书。

作为一介书生，王世襄对当时特定的政治、外交环境并不甚明了。如今回头来看，在全球“冷战”和国内内战的阴影下，王世襄等人的使命，正如代表团在总结里写的一样，注定“已近失败之途”。

“侦探”东京折戟

1946年5月13日，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曾经通令全国，没收劫自我国的文物。但他们却狡猾地将所劫文物的时间点，规定为“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驻日代表团当即指出，中日战事自“九·一八”起，要求归还被抢劫的物品，也应从“九·一八”起算。不过，盟军总部对此却未表态。

此后，日本政府虽奉命调查，但“多系敷衍了事，结果不是说遭毁灭，就是说调查无迹踪”，对此，“盟总既无进一步之办法，又照例不准申请国径向日人追究或调查”。有了这些限制，所丢失的文物基本是收回无望。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想起在国内当“侦探”，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

来日本以前，他是平津地区的“接收大员”。这位官老爷不坐办公室，而是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果然得到了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王世襄立即到他的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

随后，王世襄又逼着罗越跟自己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当场对质，令其不能抵赖。看着杨宁史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别提多得意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正式“捐献”。

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一天下午，王世襄到该机构“套瓷儿”，这里的两位负责人，一个郝利斯，一个谢门李，恰好都外出了，接待他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

这个接待人员十分热情，带王世襄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足有十几个抽屉。王世襄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间，其中内容多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于是约定第二天再去。

不料，第二天清晨，这个接待人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说昨天犯了错误，不该带他看卡片，因此受到上级的责备。他怕王世襄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

此后，王世襄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都被美方托词拒绝。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流失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1948年，王世襄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善本楚弓楚得

至此，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已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王世襄深感空耗时间，不由想起故宫的工作来。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抗战胜利已经有二三十年，但有些文物仍被压在尘土之下，更别提分类和编目了。一想起这些，王世襄就觉得自己也被压在尘土之下一般。

显然，回故宫去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在日本待着要有意义得多。于是，他直接写信给杭立武，详陈在日工作无法开展，请求准予回国。杭立武起初不同意，认为派个人去日本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工作一时不顺手，可徐图之。并说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不要回国。如欲回国，须得到代表团团长的批准。

为了速回故宫，王世襄硬着头皮找到燕京大学时的师长吴文藻、谢冰心二人，请他们带着去见朱团长。朱团长倒也开明，他说：“既然杭立武要你带着任务回国，那你就把107箱善本书押回国吧。”

押运善本回国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由于善本书在东京，轮船码头在横滨，而横滨又没有妥当的库房可以存书，不能先将书运到横滨等船。所以，对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必须事先了解有无货舱空位，又必须知道它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来得及与日本文化省办理提书手续及联系运书车辆。这样，才能保证书一到横滨，即可当天上船入舱，不致发生失误。

货船在码头停靠多久，往往视上下货多少而定，如果多等一天，则得承担几千美元的费用。王世襄想出了个唯一妥帖的办法，就是到码头上去，看到船停靠后，再从公司查明，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停靠三天以上。

在运书前的十几天中，他每天上午都去横滨打听消息，晚上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奔波，终于找到了一艘停靠三天又有空舱位的船。

次日，美国宪兵骑着摩托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运到了码头。交了约800美元运费后，王世襄眼看着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不知不觉中，他为了这批书，已瘦了十几磅。

“楚弓楚得，这回是真正的楚弓楚得了。”船到上海，欣喜若狂的郑振铎派助手谢辰生、孙家晋二人来接书。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结实的箱子和每本书上的印章。“要没有这些印章，怎么能追得回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他深知海外追讨之难。

将所剩的几百美元交到“清损会”后，王世襄也终于了结了这趟历时两个多月的追宝苦旅。1947年2月，这批善本“清查无损失”，安然存入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国运，书运，命运

1948年，国际上“冷战”开始，国内解放战争也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虽有9国赞成（苏联弃权），但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提案搁浅。自此，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以后就更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这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运往台湾。蒋复璁后来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07箱书在战火中安然无恙，又在战后从帝国图书馆的地窖中完璧归赵，多少栋梁为此殚精竭虑！然而，让郑振铎终生遗憾的是，这些书最终没能入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而王世襄直到耄耋之龄，仍为“说不清”的问题难以释怀。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了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当时的“理论依据”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历时14个月的审讯，并未查出一件贪污案，但他没有得到一个清白无辜的结论，只得到一纸命令，被故宫除名，必须离开故宫博物院古物科——这个他“以身相许，准备一辈子为之献身的地方”。

王世襄拿着除名决定到文物局讨说法时，恰好在办公室遇见了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手拿通知，半晌无语，只望着窗外的白皮松。王世襄知道除名不是他的决定，也不愿再为难他，就取回通知，匆匆离去了。

1958年，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王世襄多年心有余悸，直到1999年5月才为此释怀。他写道，“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我相信两岸终有一天统一，善书未被日寇抢走而永为炎黄子孙所有，幸甚。”

近年，王世襄又重燃了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2003年，他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12月初，文博界大家集体出席了王世襄追思会。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仅证明了王世襄的清白，还彰显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立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