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请改称他们为“院士”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国人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膨胀与混乱所纠缠已久的争议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国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天价作品所产生的审美疲劳终于迎来新的刺激。

11月13日，“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在京挂牌成立，22位艺术家被聘为院士，并由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将出任首任院长。从名单上看，除了院长罗中立和艺术总监叶永青，另外获聘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以及蔡国强、周春芽、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张晓刚、邱志杰、隋建国、王建伟、王功新、林天苗、展望、刘小东等22位“全明星阵容”，可都是在国内乃至国际中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

开句玩笑说，他们都是昔日中国艺术圈里精英化的“江湖流寇”，而打后我们得尽快习惯改称他们为“院士”。

如果说这样消息一出来就刺激了圈内圈外所有人的神经，那么在挂牌当天的仪式上，话题人物陈丹青的高调发言，就等同于给早已拧成导火索的神经线点上一把火。“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愿不愿担当？”抛出“招安”一说的陈丹青，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有姿态将这些“梁山好汉”纳入体制内，但他们(当代艺术家)都是调皮捣蛋的。

对于注定要引发诸多争议这样一个敏感事件，陈丹青此举无疑是将自己往枪口处推。首先站出来炮轰式回应的，是此次榜上有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领军人物邱志杰，这位最年轻的艺术“院士”公然表达了对陈丹青招安言论的鄙视。“招不招安的言论，说白了就是在公开场合撒娇装×！”他说，“撒娇的人本身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也知道他可以这样做，无非是现在社会比较宽容，不会把他怎么样。”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确实是“一个考验”，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虽然，在国外早有像“英国皇家艺术院”、“法兰西艺术院”那样的机构给本土杰出的艺术家以“院士”称号。但在中国，除了科学院与工程院向来都有“院士”这一头衔，出现在艺术界倒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哪怕是成立已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里面设立的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中国油画院等多个二级院所获聘的艺术家也都只称为研究员。而中国当代艺术院这次首批获聘的22位艺术家，聘书上印的头衔则全部是“院士”二字。也许正如该院艺术总监叶永青所说，此举充分显示了官方对昔日一度“在野”的当代艺术的认同和肯定。

在此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是受到主流的排斥与诟病，甚至有人认为它与主流社会之间是明确对抗态度，认为二者一直处于力量较量的状态。其中，以方力钧、岳敏君等人为代表的“泼皮艺术”，就是以玩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曾经的过往，来调侃现实的种种无奈的声音。而恰恰正是这种宣泄的声音，逐渐改变了普通百姓与官方对于当代艺术的态度。就在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当天，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表示，经过新时期30多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越来越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然而，他认为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成长速度相比，在中国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与推动仍然滞后，为了促进当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当代艺术领域的学术科研能力，“中国当代艺术院”应运而生。

中国当代艺术院，建国以来首次成立的专门研究当代艺术的学术创作机构，是国内首个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说白了，叫人对这样一个机构的担忧，无非就是当代艺术被“体制化”，以及从而引发的差异性缺失、批判性软化等系列问题。

实际上，类似当代艺术的“招安”一说，早在2002年上海美术双年展的研讨会上就有人将之提上议程，在2008年徐冰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时同样再次引起争论。典出《水浒》的这一词，多少让人听起来带有贬义，然而今天可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所以当代艺术被官方开始接纳、认可又有何不好？最起码，眼下这22位有着“当代艺术”身份背景的文化官员，怎么也会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某程度上带来正面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此举是否为“招安”，或者当代艺术是否应该进入体制，而在于当代艺术怎样体制化和体制化到什么一个程度？

那么，关键就在于究竟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其目的与功能何在？首先，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时代与社会都需要这些先锋艺术家，因为他们活跃我们民族文化，因为他们让思维不再僵化，因为他们让我们品尝到“野生的而不是家养的”艺术大餐。据了解，在“野生”状态下成就了一番事业的这22位当代艺术家，在获聘院士之后不会像在传统画院那样坐班，也不会发工资、分房，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依旧是他们的老本行。“它并不是一个管艺术家的单位。”对此，叶永青明确指出了当代艺术院是聘请艺术家，而不是包养艺术家。

就以徐冰为例，熟悉国际美术发展潮流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他，返校任职至今已有一年。事实上，刚刚把“木·林·森”计划引进国内就是徐冰担任副院长且并不影响其个人创作的最好证明，另一边厢，他的到来对中央美院国际交流与教学、科研创作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显然，徐冰的成功正是对身兼“院士”一职的22位当代艺术家在未来工作岗位上的作用的最好说明。所以，从推广新艺术教育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也许，像批评家朱其等人对“招安”导致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就此被软化甚至被解除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毕竟，所谓的批判性并非单纯地存活于投靠体制或是与体制背道而驰。每人皆是独当一面的这22位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成功正是源自其艺术的个人性、差异性与批判性，无论是冠以“院士”之名，还是身处“江湖”，并不构成一个影响艺术属性的必要因素。再说，像昔日处于边缘化、半地下状态的“现代艺术”，它的存在与影响充其量也只是特定圈子的半径范围，并没有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与回应。显然这并非是艺术家的初衷，也不是艺术自身的使命，而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和当代艺术家获聘院士则是时代与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开放姿态，一个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若将之比作“让梁山泊的人跑进朝廷”的话，那么陈丹青先生等人也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

从不堪回首的当年，到今天进入主流体制，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挣扎后，终于进入主流体制。一度“边缘化”的当代艺术得以被代表官方的“研究院”归并进入政府体制，被官方正式授名为超越传统书法、西方经典油画的地位；曾经被讽刺为“社会黑户”的当代艺术家得以跃身成为“院士”，获得了与旅法艺术家赵无极、朱德群等早已在异国他乡拥有的等同的艺术社会身份。

对于眼前这一事实，无论是支持一方，还是质疑一方，说到底大家都是希望“明天会更好”。毕竟，在架上绘画始终占据中国美术主流话语权的今天，艺术发展的长远道路上正需要借助这些当代艺术家的创造性与话语力量。

“这是一个平台、孵化器、温床，一个展示的场所。艺术家的角色没有变，他们还是自在、自为的状态。”若事态的发展就像叶永青所说，那才是自上而下、圈内圈外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