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在京逝世（图）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他父亲那时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颇喜逛古玩。王世襄生前回忆说：“父亲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对王世襄的艺术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和舅舅。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

        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点。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直到1939年他母亲去世，王世襄才像换了一个人一般钻研起画论，他回忆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追讨抗战被劫宝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在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当时共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王世襄曾对此回忆。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包括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宝中尉非法接收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1800件。

        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几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宝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

        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赴日，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并发现了一大批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1947年，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终于完璧归赵。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与王世襄的结识也正是因为追讨抗战被劫的国宝，“1947年吧，那时他押那批善本书回到上海，我奉郑振铎之命去机场接他，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们后来一直很要好，‘文革’初期又一起下放湖北咸宁劳动，后来他回到文物研究所，我就到了国家文物局。”

        离开故宫祸转福

        1952年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由于在故宫工作的王世襄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他竟意外被关押了十多个月。他曾自述：“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的邀请。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王世襄后来觉得他当年无奈之中离开故宫，实在是因祸得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本来就喜欢小文物，释放回来后，他反而买得更多了。也就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有意识地搜寻收藏研究明式家具及各种漆器。

        “那时候我有辆自行车，经常买一张桌子、两个椅子带回来，很大的家具也可以用自行车带回来，骑几十里路。”王世襄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在通州一个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非常喜欢。我要买，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没卖成。’我掏出20元钱，老太太说：‘价钱够也得我儿子回来办，不然他会埋怨我。’我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儿子进门，只好骑车回北京。不料两天之后在东四牌楼看见打鼓的王四坐在那对杌凳上……后来花了400元才买到手。”

        1957年，大鸣大放，王世襄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方被调回文物研究所。“我当时要出一本书，《明代鸽经》鸽子图与文字对照，考证，是填补空白的书，但当时的文物局不让参加整理出版，专著更是出不来。后来去干校种地、种菜、下湖、种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才回到北京。”

        文物专家赵榆昨天对早报记者回忆说，他与王世襄共事是在国家文物局时，王世襄当时在文物研究所的资料室工作，当时经常向他请教文物鉴定的事，“老头儿那时很喜欢足球、体育，每当工体有大的足球比赛，他就骑着他的破自行车，驮着半个西瓜去工体看球。”

        王世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书，每出一本在学界几乎都要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填补传统文化空白的专著。

        文物专家傅熹年认为，在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影响尤大，全书近30万言，图700余幅，附有名词术语简释一千多条，根据实物，结合文献，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地区、种类形式、结构、装饰、用材、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收海外收藏的家具，未能解决图片版权者，都由夫人袁荃猷女士对其结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测量，并绘成精美的图纸，图文对照，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书后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从欣赏角度把明式家具的优点概括为“十六品”，把缺憾总结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异，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赏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运用书中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他所撰《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也同样影响极大，其著作还包括《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王世襄亦被称为“烹调圣手”，为美食大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北京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骑着装备好原料与厨具的自行车，亲赴好友府上献艺。

        对于王世襄在中国传统生活文化方面的巨大研究成就，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先生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王世襄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为此书题诗中有“玩物成家古所无”的赞誉，又在题词中说：“我国民俗文化渊源至深，蕴藏亦富，畅安沉潜此间，几废寝食，虽不为往圣继绝学，其亦为民族留传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