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现场保护跨入高科技时代

打造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航空母舰”

6月上旬，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考古发掘现场，停有一辆标有“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标志的卡车。

从外形上看，与一般的运输车辆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不是用来载人载物的运输车，而是一台可移动的考古发掘现场实验室，是集文物出土空间信息采集、智能预探、应急处置与保护、环境监测与分析等功能于一身的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航空母舰”。它具备一般车辆的构成，但又围绕文物保护需求而进行了特别的设计，内部配置的都是高度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其内部空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空间主要放置精密仪器，以实验为主，实验人员可以通过信息采集系统对收集的考古现场信息进行分析，同时对文物进行现场处理分析；后部空间主要对出土文物进行初步处理，并配备有文物充氮保存柜，以便对脆弱文物进行封闭储存。

通过这个移动实验室，一方面，考古人员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了解考古对象及环境，制定考古发掘预案，保证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另一方面，可以在第一时间确认和检测出土文物的保存状况，并给予分级和应急处理保护，尽可能地降低考古发掘给文物带来的破坏。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发和建成，为最大限度获取考古发掘现场的综合信息、加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能力，推动考古发掘和文物出土现场应急保护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技术和装备上的保障，实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技术装备的重大突破，将有力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代化进程。

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联合攻关的成果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是2006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重要成果，该课题自2006年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由敦煌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通过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攻关，课题组在考古调查、发掘与出土文物应急保护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包括：现场勘查、测绘、记录、环境分析、现场信息实时传输），考古智能预探测装备，出土脆弱文物的现场应急性保护工具与装备，出土文物应急保护技术与标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设计与改装等方面，取得多项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成果。目前，已申请5项国家专利，形成7项行业技术标准草案。

课题负责人坦言，长期以来，相对于其他行业，我国考古工作特别是现场发掘技术装备相对落后，本项目正体现了考古发掘现场装备技术的提升，这样才能保证考古质量的提升，才能更多地挽救即将失去的文明信息。移动实验室针对我国考古发掘现场有关技术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设计，在狭小的空间内集成了现有国内外最成熟的针对各类出土文物状况的方法、工具，配备了相应的材料，能及时、快速地防止文物出土第一时间所面临的毁坏。建立了现场信息系统，可实现各类信息的量化，通过车上的相关设备、相应的方法和专业化的人员，使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由过去以经验为主向数据化和量化迈开了第一步。

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是长期困扰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世界性难题。因而，参与验收的各方面专家对该课题都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也从多方面谈了看法。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该研究实现了传统实验室和保护修复室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为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和及时保护出土文物提供了技术可能

考古学是因为引进了自然科学才成为一门科学，应随着学科发展而发展。加强考古工作中的科技意识，一是要具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理念；二是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三是要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出土文物第一时间的保护工作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物出土现场保护实验室研发”课题创新性地将信息采集、智能预探测、分析检测、现场提取，以及应急处置与保护等5个功能单元集成搭载在移动运载工具上，实现了传统实验室和保护修复室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为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和及时保护出土文物提供了技术可能。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发任务已经告一段落，但这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新的起点。如何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并不断完善，使其在重大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中切实发挥作用，是下一阶段的关键。移动实验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国家文物局将积极支持依托移动实验室，开展复合型考古、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应急保护等方面的应用体系建设，提高考古发掘现场的多学科合作和综合研究能力。

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闫金：该研究象征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从现场开始就跨入了高科技时代

这是我国文物保护界的盛事，它翻开了我国文物保护史上能力与水平新的一页，移动实验室是考古和文物保护的“航母”，象征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从现场开始就跨入了高科技时代，将为我国新老两代文物保护工作者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同时它是一件开创未来，改变文保工作理念的难事，要着重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人与车的关系。先进的移动实验室要与高水平的文博科技队伍密切结合。在今天有车的情况下，更要把人才队伍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第二，固定实验室和流动实验室的关系。在文物科研保护中，固定实验室是主体，流动实验室是补充。不能因为流动实验室的先进而忽视固定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移动实验室是一个现场应急的手段，不可能代替固定实验室。第三，管理和使用的关系。要将它纳入国家科技大平台的范畴去管理、去使用，划定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在全行业内发挥作用。

考古专家：该研究使中国考古学在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考古专家说，这台移动实验车搭载了一系列现代化的信息采集和文物保护的装备，可在第一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获取文物的信息，并对出土文物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特别适应于诸如漆器、丝织品等脆弱文物的现场抢救和加固，将减少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的损坏。可以实现对遗址、墓葬内的温度、湿度的实时测量，对将来遗物、遗存的保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移动实验室利用智能机器人对遗址进行预探测，对遗址破坏小，并通过传输设备将墓室内的状况实时传输到荧光屏上，便于制定考古和保护预案。这项研究在考古学理念和方法上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形成了系列标准（草案）和工具包，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使中国考古学在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文物保护专家：这项研究创造了一个平台，将考古发掘采集信息和文物保护结合到一起

文物保护专家认为这项研究的理念是先进的。课题组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如应用于考古探测方面的3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航空遥感系统RS）技术等，大大方便了应用。如何减少考古发掘过程和文物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破坏，一直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现在有了车，带些设备，利用成熟技术，在现场可以将文物尽快完整地取回来，尽量减少信息和文物的损失。课题组的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根据文物保护和考古的需求，制造了这样一辆车，很不容易。这是一辆抢救车，不是医疗车，能在第一时间将脆弱文物抢救到安全地方，解决了抢救的办法和实施的问题。移动实验室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不是只能传输这些数据，只能采集这些信息，只能做这些保护。不是的，它是随着科学发展而进行调整的。这项研究创造了一个平台，将考古发掘采集信息和文物保护结合到一起了。

承担项目单位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移动实验室的研发还是起点，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是方向，我们非常支持

敦煌研究院一向鼓励、积极支持科研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研究。对于承担的国家科技课题，无论是人员还是经费，都给予充分的保障；与合作单位之间的协调，院里出面。就这项研究而言，移动实验室的研发还是起点，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是方向，我们非常支持。项目负责人既从考古方面考虑，使考古发掘获取更多的信息（有些信息甚至是标本式的），少留遗憾，同时也从文物保护考虑，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时将脆弱的文物转移到安全地方，为以后的处理预留出时间和空间。项目人知道为什么做，要做什么，这点很不容易。当然我们也通过项目，锻炼人、培养人，增强团队科研能力。培养人才不容易，而要培养既懂业务又具备组织能力的人才更不容易。

正如课题研究者和专家们所言，移动实验室的研发成功，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而是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物保护的一个新的起点，如何使它在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中发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工业遗产保护与历史研究的一点想法

河北省博物馆 杨超历史就是过去。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终不能回到过去，而只可以回味过去。遗产是我们回味过去也就是回味历史的凭借。在众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工业遗产是距离我们最近也是给我们以最大影响的历史凭借。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说法，“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基于两个主要价值。其一是作为人类社会变革时期的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的见证。另一价值是作为一个文献档案，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在这个阶段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显然，保护好这项遗产，对于人类理解当下的自我有莫大的裨益。

工业遗产保护运动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开始的时候是以“工业考古”研究为人们所知。然而，由于一开始就与考古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我国，这项工作都由文博考古机构具体负责。而应该与工业遗产有重要关系的史学界却一直徘徊在外，未曾参与进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中缘由恐怕还是与工业遗产界定不清有关系。在2003年7月由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拟定的《下塔吉尔宪章》中有这样两段表述：

“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作坊、工厂、矿场、加工提纯厂、仓库、能源产生转化利用基地、运输和所有它的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宗教场所、教育场所等。它是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向前延伸，涵盖了今天，同时也探询着其早期前工业及原始工业的根源。”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对工业遗产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遗产早已进入人们探讨的视野，故无需多论。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遗存曾经给人类生存与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见诸国内外史学家的大量论述，但具体到每项工业遗产的认定与辨析，却又困难重重。

这涉及到催生工业遗产的工业时代自身的特点。工业时代是一个追求机械化、大规模、统一化生产的时代，其技术性与传统时期有明显不同。传统技术大多是手工的、区域性的、有个性、有限度、可控制、小规模的，而现代技术则刚好相反：机械化、全球性、无个性、大规模、难控制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有人所说，世界上的大烟囱都是相似的。我们所要保护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遗产呢？世界上的大烟囱确实都是相似的，但各民族建筑大烟囱的历史、心态不一，其中的故事各有不同。工业遗产中只有那些能在其中看出人类的奋斗、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尤其是能标志着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转变的，才是值得留存的。

然而，工业时代又存在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某种技术在较大的区域中没有什么突出的影响，但在相对较小的区域中可能会发挥不小的作用，改变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类似的工业遗存数量巨大、性质单一，文博机构是无法全部认定保护下来的。在这个时刻，历史学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保护文化遗产，最终落脚点还是让人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历史。历史除了辉煌以外，更多的还是平凡。对于那些文博机构无法全部认定保护下来的遗存，历史学者完全可以纳入研究的视野，用多种方式真实地记录下它们的过去与现在，实现一种脱离具体存在物的保护。这样，虽然这些遗存可能消失，但从大量的影像与文字记录中我们还能够照样甚至更加清晰地看到曾经的工业时代、曾经的技术是怎样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向。

文博机构保护的工业遗产，从文物的角度而言，应该是能够反映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生存奋斗历史的标志性遗存。历史学者要记录研究的不但包括这些，而且还要涵盖那些相对而言不具有代表性但具体记录群体生存状态的工业遗存。文博界和史学界应该在某种机制下携手共进。这样，我们的历史也许才不会有过多的缺失，不会给后人留下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