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

单霁翔同志在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作主旨发言，他说，大遗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的任务长期而艰巨。在实践中，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伴随着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决策，大遗址保护逐步迈向更加崭新而广阔的天地。

他指出，目前在大遗址保护的思路和方法上，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涵盖遗址背景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的封闭式保护到引领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文化工程；大遗址保护从仅靠文物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行为，晋升为得到广泛理解和参与的社会文化公益事业。

上述转变，反映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反映出保护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眷念，更反映出从国家到地方的有关部门、各级政府对社会文化事业卓有成效的运筹和把握。

目前，各地的大遗址保护已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

大遗址保护的工作重心正在从最初的宣传和引导，争取各级决策者的支持和各相关部门的配合，转入从方式、方法上研究和探索进一步深化的途径。

在继续加强考古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单霁翔局长分三点对世界遗址公园概况进行了介绍，从对比中谈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现状及未来发展。

1、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

我国现有的公园体系中，有一类是以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形态为主题的公园，如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矿山公园、温泉公园、湿地公园等，这些公园是对具备独特景观风貌特征的自然生态资源的一种集中展示，是集保护、科研、科普、旅游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资源利用方式。

考古遗址公园与此相类似，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

考古遗址公园既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创新，同时也是对公园这一城市功能元素内涵的拓展，是在大遗址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基础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基于两个条件：

首先，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

考古遗址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保护与展示具有公益性；公园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空间，服务于全民大众；考古遗址是存在于一定区域内相互关联的地面和地下遗存，围绕遗址开展的各项工作必须系统而统一；公园是规划而成的特定区域，其管理和运营自成一体；大遗址保护与公园的管理同属地方政府的职能，在行政体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能够相互衔接。

其次，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建设在特性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化解。

这种矛盾主要在于考古遗址的珍稀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考古遗址保护对措施、技术以及环境的高度要求，遗址通常要在隔离状态下付诸展示；而公园作为公共休闲娱乐的场所，人流量大，游客行为随意，客观上会给遗址保护带来压力。

但是面对这种压力，与应对其他各类自然、人为影响因素一样，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借助先进的设施和设备，将强化保护与科学管理相结合，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同公园完全可以实现良性结合，相互促进。

2、国外的考古遗址公园

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建设遗址公园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下辖70000处古迹遗址。世界范围内的遗址公园包括：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希腊，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遗址，柬埔寨，世界文化遗产；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巴基斯坦，世界文化遗产；庞贝考古遗址公园，意大利，世界文化遗产；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杜加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公园，摩洛哥，世界文化遗产等等。

在日本，遗址保护始于1922年，但直至1965年，仍以“现状保存”为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遗址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连著名的平城宫遗址都曾一度受到威胁。

这种形势下，遗址展示与利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遗址整体景观的精心塑造，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都是日本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上乘之作。

3、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

我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

1983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

圆明园遗址（九州清晏）的保护展示

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目前，北京名为遗址公园的景胜已多达10个。

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2003年，合肥市启建了三国遗址公园。

2008年11月，我国首个地震遗址公园——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问世。

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

在《“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遗址公园建设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目前已初步建成了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成都金沙遗址公园等，正在积极筹建中的还有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良渚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公园等。

上述“遗址公园”相互间存在明显差异：

就性质而言，有些是考古发掘现场或遗址保护与展示园区，有的是重大自然灾害的典型遗迹保存地；有的是围绕某一历史题材策划实施的新建旅游项目；

就规模而言，有的整体展示古代城市或宫殿、园林遗址，有的仅展示了遗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一项建筑元素。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当中只有部分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要求，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公园。

他还着重谈了考古遗址公园与大遗址保护的关系。他说考古遗址公园是国际通用，并已日趋成熟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操作性。

1、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展示。

大遗址保护涉及考古、保护、管理、展示、科研、环境整治、土地利用、产业调整、人口调控、资金投入等多项内容，是综合性社会系统工程。

遗址公园为在一定范围内统筹落实这些部署开辟并维系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净化、美化遗址环境，并能依靠自主运营维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各类辅助设施的建设使遗址展示更加系统化、人性化，游客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可以说，遗址公园为遗址增添了一道新的防线，可以有效捍卫遗址尊严，提升遗址的社会形象。

以大明宫遗址公园为例，在实施了350万平方米棚户区的拆迁工程后，3.2平方公里的遗址区被全部腾空，接下来考古和保护、展示工作如同在一张白纸上铺开，无需做出任何避让，遗址保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这在多年前还是当地文物工作者未敢有过的奢望，如今却已借助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变为现实。

2、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

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一是要将其完好的保存下来传承后人，二是要实现这一宝贵资源在当代的全民共享。共享的前提是民众乐于接近遗址，乐于认识和了解遗产，以往的经验表明，单凭宣讲和呼吁所能触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让遗址以公园这种轻松愉悦的形式出现，可以有效拉近遗址同百姓的距离，使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群众自发的走近遗址，感知遗址，热爱遗址。我们强调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遗址公园里有着真实、生动的教材，所有参观者都是前来感受历史教育的学生；我们提倡公众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开放的讲堂，考古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工作流程、成果揭秘等各个层面都可以在此得到生动展现和传播；我们呼唤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遗址公园是一个现成的宣传平台，文物保护成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得社会的认知和共鸣。

金沙遗址的发掘现场展示、汉阳陵丛葬坑出土文物的陈列展示等都依托了外部优美怡人的绿地空间，灿烂的古代文明与良好的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遗址对游客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3、遗址公园有助于大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存在。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成果通常表现为遗产现存状态的无声延续，难以获得直接可见的产出，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倍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遗址公园为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寻找到了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这种回馈落实到公园这一城市必不可或缺、百姓喜闻乐见的载体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深化城市特色，还表现在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丰富城市功能等诸多方面。

遗址公园还可以缓解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使二者从以往的冲突关系转化为现实中的共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到来，大遗址保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借助遗址公园建设，与城市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是大遗址保护得以顺利开展的有效保障。

无锡鸿山遗址公园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示范。通过资源整合和合理规划，鸿山遗址公园不仅为遗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完善的设施，同时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居住条件，帮助他们在合理参与公园的各类经营活动。以遗址为依托建成的农业生态园区现已成为无锡市民于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4、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大遗址管理体制。

加强大遗址管理是做好大遗址保护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诸如管理体制不顺、机构不健全、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问题的制约，完善管理体制是一项迫切但却困难重重的任务。

遗址公园这一新模式的提出，使得各地根据新形势下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在短期内整顿和重新建立畅通而高效的管理体制成为可能。

先前提出的大遗址保护特区，旨在针对重要大遗址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实施以遗址保护为首任，统领全局，带动其他各领域协调进步的发展战略，其中，完善而高效的管理体制是关键。

遗址公园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现有的大遗址管理模式必然要为之做出调整，以为确保其独立运营提供相关资源和充分的自主空间；同时，在公园内部，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序开展，任何有悖于此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因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将为未来的大遗址保护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综上所述，考古遗址公园促使我们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大遗址保护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体现了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大局意识和创新精神，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就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相关问题建立有效的理论指导体系，缺乏完善的工作规程和建设规范，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必须谨慎从事。他提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1、首先要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避免舍本逐末。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遗址上的主题公园。前者展示的是遗址本身及其价值，阐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容不得半点涂抹和篡改；后者是基于历史素材的创作，展示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和想象，允许一定意义上的虚构和夸张；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遗址。任何展示设施都是遗址的陪衬，其存在的意义是凸显和释读遗址，绝不应让现代感的创意、张扬的设计、华丽的材料等无关事物干扰甚至妨碍人们观察遗址、反思历史。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游乐园，任何建设项目都必须谨守不破坏遗址的原则，各类保护与展示措施都应当可逆且可识别，举办的各类活动都应当与遗址的内涵和价值相协调。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需要科学评估遗址的游客承载力，合理限定游客数量，绝不可为了追求门票收入而盲目扩大游客数量，以免对遗址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还要注意控制好考古遗址公园的整体氛围和游客秩序，规范园内的各类经营行为，不要让遗址公园沦为运动娱乐休闲或商业经营场所。

2、应当坚持持续开展考古与保护研究，避免一劳永逸的想法。

充分的考古研究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必须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必要的发掘和研究，全面了解遗址的性质、内涵、范围和布局，合理推测原有地上建筑的形制、形态，准确判断该区域内地下可能埋藏遗存的分布，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遗址的保护和展示才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遗址展示内容才能更加丰富、系统、深入。

同时，遗址公园的建设应为未来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预留充分的空间，避免为追求一时尽善尽美的效果，因当前的不当建设妨碍甚至中断了未来的考古进程。

此外，遗址展示不应忘记设法表现出来考古工作者常年累月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这是对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阶段考古学人应有的尊敬和礼遇，是他们科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发现和揭示了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他们才是考古遗址公园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遗址安全是遗址公园所要考虑的首要内容，持续开展遗址保护研究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保护技术、材料和工艺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和发展，遗址的保护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松懈。在此基础上，考古遗址公园还需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并配置必要的监测设备，长期监测、及时处理遗址的任何不良变化，确保遗址安全。

3、遗址公园的建设应当深入循序渐进，避免贪多、求快。

我国大遗址以土遗址为主，本体脆弱，残损严重，这使得的考古研究工作极为艰难。一个很小的疑问可能会连续困扰几代学者，全面认识和阐述一处大遗址更需要花费漫长的时期。目前各地遗址公园的预想建设周期往往只有短短几年，在依据不足，调查不深入，研究不透彻、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建成的一处考古遗址公园，其质量和科学性、严谨性势必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应时刻秉承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统筹规划，合理部署，以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将每一个环节做细做精，而不应出于政绩、经济效益等的考虑而急于求成，强行在短时间内把公园的空间塞满，亮点做尽。

此外，考古遗址公园并非要在全部建成后才能向游人开放，局部建成并开放是检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得失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获取各类参观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完善考古遗址公园下一步的工作。当然，参观者的反应可能会多种多样，就一个问题或许会收到参观者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就需要规划者和设计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无论坚持还是修正，都应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意大利庞贝古城的考古发掘自1748年起已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吸引了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积极参与，目前仍在继续，而遗址目前只对公众开放了三分之一。意大利的学者说过，庞贝古城的考古至少还要再做250年。我们应当承认，这才是对待重要的考古遗址应有的严谨、负责的态度。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始于1748年，至今仍在进行。

4、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注重自身特色，避免千园一面。

各个遗址类型、性质、规模、时代、周边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各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切不可相互照搬。遗址的展示形式、设施及材料的使用，以及广场、绿地、水体、馆舍等各类景观元素的运用都应与遗址内涵和价值相结合，使其在符合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切实起到凸显遗址本体、烘托公园主题的作用。

不同类型遗址的展示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建筑基址，应以表现原有地上建筑的结构、形制、规模为主；对古墓葬群，应在墓葬本体展示的基础上，将周围的山形水系等自然景观一并纳入展示内容，以便阐释古代墓葬文化中“风水”等哲学理念；对于聚落遗址，则应考虑如何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始自然风貌、生态系统，以及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城址或宫殿遗址，应将其范围轮廓、格局、各功能区域的划分、其间的道路、排水系统设置等规划层面的内容作为展示重点。

在展示手法上，应当根据遗址的保存状况和保护与展示的需要，灵活选择揭露展示、地面标识、地表模拟、立体复原或建设展示棚舍等多种方案。

在参观者体验方面，有些需要通过文字说明或导游讲解来传递信息，有些可能需要参观者自己去观察、品味某种时代格调和氛围，还有些则需要设计一些现场活动或表演，来演绎某一时期或地域的独特的文化，无论怎样，针对参观者的展示设计应当是连贯而无处不在的，参观者走到任何一个地点，他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应是的设计者需要考虑并设法引导的，如此，一个遗址公园的展示才是细腻而充盈的。

此外，对于不同时期遗存相互叠压的遗址，则需要在展示设计上突出重点、分清层次，应做到时间上的逻辑同空间上的逻辑并重，使参观者对展示对象有个清晰而准确的认知。

5、应坚持前期调查论证，避免一哄而上。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并非是唯一出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一样，它必须在某些基本条件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才具有可行性。首先是遗址自身的条件，如其价值、内涵、规模、可观赏性、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状况等，其次是地方政策法规的支撑、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金的投入等。

事实上，考古遗址公园是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对于遗址展示和利用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我们支持各地在有条件、有余力的情况下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也鼓励一些相关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尽快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做好“四有”工作，抓紧开展遗址本体保护和安全防范，确保遗址安全；同时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整理和出版考古资料，编制保护规划，待把这些基础工作做稳做实之后，再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遗址展示利用水平。

总之，当我们在评判一个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劣时，不要比投入了多少资金，而要比它回报了社会多少精神财富，给城市带来了怎样的文明进步，给百姓生活带来多少改善；不要比它的建成速度，而要比建设过程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比从多大程度上保护了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留给后代多少调整和完善的余地；

不要比它的占地面积，而要比它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容量，比它令参观者逗留的时间和思考的深度；不要比它的建设规模，而要比展示布局的合理性、展示路线的逻辑性，展示内容的准确性，展示效果的直观生动性；不要比开园时引起了多大的轰动，而要比长期的运营效果和各界参观者的口碑。

他最后表示，当前大遗址保护已渐入佳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未来的道路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并在实践中对工作理论和方法不断进行检验和完善。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国的大遗址呈现公园般的美丽和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