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残碑考

2006 年7月，笔者随辽金城垣博物馆元代遗址遗迹调查小组出外调研，在通州区博物馆门前发现了一块名为《通州创建更漏记》的残碑。在结合碑文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后，谨将考察和阅读所得撰写此文，求教于方家。

一、残碑形制及年代考订

此碑为汉白玉质。碑已残，残高80厘米，宽80 厘米，厚14厘米。碑阳正文楷体16行，320字。碑额“更漏记”，碑首题“通州创建更漏记”。碑阴正文 17行，立石年款字迹已模糊不清。

碑文如下

（碑阳）

通州创建更漏记

明时刻以定晨昏正钟鼓以警视听此为政之当□

邑犹然况通州处水陆之要津为京师之东□者□

早晚击柝者乱其节次朝列大夫永平张侯时中来□

有持是器来通州者右铜精制侯乃与僚佐定议□

□互考定数月而成至元丙子暮春十有九日置□

四曰天池次曰平次曰准置于木架架下设小铜□

准也最下一壶曰水海漏筹着于中影仪立其下□

之增减正其序也较之影仪若合符节明漏者以之□

藉补尉吏以侯骏春秋朝暮岂有毫厘之悖哉谨其□

政周官设挈壶氏之职后汉洛下关等经庆之而□

几百四十兮书夜凡百刻以置于更筹之上实右今□

□行然非张侯之用心僚佐之协替则何以创建更□

□所举可谓知大体矣昔苏轼为钱塘守有天使自

□□惟许州守令心颇奇之轼曰何也使者曰□头

□□张侯其有见积业乎既□州之耆老留德记□

（碑阴）

兼 鲁 通州事

尉大都路同知通州语

校尉大都路通州 钟

吏相 世英

敦武

仕郎 都 达鲁花赤

进义副尉大都路潞县县将仕

更漏一应

天池

壶一

水 一十

盛水桶

倒水槛

影仪

在碑刻阴面主要列出了地方官员的职务与姓名，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依然揭示了此碑应立于元代。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职官名称中有“大都路同知通州”。《大元一统志》辑本卷一中称：“至元四年建大都城。”而“路”是元代在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路下为府（院）、州、县。关于大都路的建置沿革，《元史》载：“大都路，唐幽州范阳郡。辽改燕京。金迁都，为大兴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数。）领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①可见，“大都”之名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而通州为大都路所辖十州之一。通州在唐代称潞县，金时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下辖潞县、三河两县。

至于“同知”，在元代是常见的职官：“……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总管，是为长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是为正官；还有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的首领官。府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有同知、判官、推官；有知事等。有的府隶诸路，也有的直接隶于行省；有的统州县，也有的不统州县。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官。有的州直隶于路或行省，有的州不统县。”②碑文中“大都路同知通州”之名，与上述文献相符。

第二个显著标志是元代特有官职“达鲁花赤”的出现。

达鲁花赤，蒙古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蒙古语daruqachi（镇守者）的音译，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有这一官职。蒙古贵族征服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无力单独进行统治，便委付当地统治阶级人物治理，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位于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以保障蒙古大汗和贵族的统治。

入元以后，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

至元二年（1265年），元廷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当。之后，汉人作达鲁花赤的，便解除官职。在缺少蒙古人时，允许由“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

碑中提到的达鲁花赤应该是州一级的地方官员，与通州潞县同知应属上下级关系。

基于以上两点，立碑者的身份可以被确定为元代官吏，则此碑的建立时间应为元代无疑。至于此碑具体在何时创建，通过进一步考订碑文，笔者认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是比较可靠的立碑时间。

由于碑中关于立碑确切年份部分的字迹已经风化，辨别不清，只能从碑文中残存的文字中寻找答案。残碑阳面中提到的“至元丙子暮春十有九日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若更漏的创建时间是至元丙子年的暮春时分，那么立碑理应也在此时或稍晚。这里的元代年号“至元”相当关键，只要查看“丙子”对应的年份就不难推出其年代了。

巧合的是，在元代年表中“至元丙子”出现了两次，前后相差了60年。一次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另一次是在元惠宗（顺帝）妥宗帖睦尔的至元二年（1336年），究竟是哪一个至元丙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学术界关于至元年号的叙述方式。这两个至元年号因为间隔较长而少有并提，即使偶然出现，《元史》、《析津志》等古代史籍中记叙沿革、变迁时，采用的是自前而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孰先孰后一目了然，不必特别界定；而现当代的学者们，不仅可以在年号前加庙号，采用“世祖至元”、“惠宗（顺帝）至元”的方式来区分，更有公元纪年的辅助标注，可以做到准确无误。

但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来考订残碑中所提到的“至元”。此碑为志事类，记载的是更漏创建一事，是个短暂的过程，无渊源可溯，无后续可查；当时的人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公元纪年的方法。

幸而尚有其它元碑遗存的纪年方式可为参照。元世祖的至元在其时是独一无二的，自然不会想到区分的问题。而元惠宗年间的至元碑刻，理应要与之前的年号分别开来。

现存于密云碑林的《重修夫子庙》碑，因为是“重建”，在追叙既往时如此行文：“……孔子庙毁于金季兵。至元廿八年，知州杨琏等，割俸缗即□□东市民宅为堂三楹两庑四楹以栖圣贤，□今五十载，□以隳圯椽。至元元年，……巡院使仁王延圣营缮司今……慨然以修□自□退而谋诸路州。”这里的“金季、至元廿八年、五十载、至元元年”是个完整的时间链条，说明夫子庙的重建是在惠宗至元无疑。其立碑时间为“至元四年后戊寅十月”，其中的“后”字耐人寻味。惠宗至元四年与“戊寅”是相对应的，并无歧义，倘若不是特意用来与前一个至元年号区别，很难找到贴切的解释。

无独有偶，现存于昌平八角公园内的《创建石桥之记》碑在内容当中采取了“至元后丙子十有一月”的说法，明确提出了“后丙子”。考虑到确实存在两个“至元丙子”——这正是所要考证的内容，这个“后”字的意义就更加明晰了。此碑立于至元四年，其中所录官员多为大都路所属，诚如前文所述，“大都”之名始于世祖至元九年，这有效地界定了立碑的至元四年是惠宗至元，也就是后至元。

由此，笔者认为，在元代碑刻中，存在着“后至元”自觉区分于“前至元”的默契。而且并不拘定于碑的正文还是文尾落款，当容易发生混淆时，便会加诸“后”字，以定名分。通州残碑仅叙一事，丙子年又是前后至元所共有，如果是后至元，理应在“至元”年号前加一“后”字，既无，便基本排除了后至元丙子的可能性。据此推断，《通州创建更漏记》碑极有可能立于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

二、残碑内容考订

从碑文上看，残碑主要记载了通州当时地方官在城中鼓楼上修建更漏的事迹。碑中所述关于当时制作更漏所用材料的文字十分特别，现据文字记载和实物遗存，对更漏的基本形制、原理和发展脉络作一简要介绍。

“更漏”就是铜壶滴漏，亦称“漏壶”、“刻漏”、“滴漏”等，即是中国古代发明的最为常见和重要的记时水钟之一。

1、基本原理

铜壶滴漏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漏壶，二是漏刻。漏壶滴水计算时间，漏刻将时间显示在浮箭刻度上。其计时方法也很科学，通常是采用“百刻计时制”，也就是说，在浮箭上刻了100个刻度，将一天划分为100刻。采用平均分配的方法。将100刻先分配给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可得 8大刻，12个时辰共96刻。再把余下的4刻按每刻平均分成6小刻，共24小刻，再把这24小刻平均分配到12个时辰中，每个时辰就得到了8大刻2小刻。这样，不但使各个时辰所包含的刻数相同，而且使12个时辰的总刻数又恰好等于100 刻，使刻漏方法和时辰的方法融合在一起了。

2、历史发展及形制变化

根据史书记载，周代时已有漏壶，到春秋时期，漏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在《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早在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③这里的“挈壶氏”就是掌管漏壶的官员，漏壶在当时白天作为军中的炊具，夜中击壶代柝，又有“孔壶为漏”的说法，说明当时的漏壶具有多种功用。

初期的漏壶只有一只壶，人们在壶中装上一枝有刻度的木箭。当水从壶底的小孔漏出时，壶中水位下降，木箭会随之下沉，观测刻箭上的水位，便知道是什么时间了。显而易见，单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但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有关，随着壶中水的减少，流水速度也在变慢，直接影响到计时的稳定性和精确度。后来人们在漏水壶上另加一只漏水壶，用上面流出的水来补充下面壶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壶流水的稳定性，这就是补给壶。在补给壶之上再加补给壶，形成了多级漏壶的计时方法。

多级漏壶的构造是用两个以上漏壶，自上而下放置，使最上一个壶中的水流入第二壶，再由第二壶流入第三壶……，由最后一壶（称泄水壶）流入箭壶，箭壶中的水连同浮舟慢慢升起。由于得到上面几级漏壶的补给，最后一级壶中的水位可大体保持稳定不变。公元665年，唐代吕才制造的漏壶，它从上至下分四个水框，依次为“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壶，四万分壶”，其间以水管相连，水管采用“渴乌”（虹吸）原理，便于调整和修理。最下为水海（受水壶），其中有铜人执浮箭。水从夜天池依次注入日天池、平壶、万分壶，最后到水海，水海中的浮箭“而上每以箭浮为刻分也”。④正是这种四级补给系统的采用，使最后泄水壶的水位尽量保持稳定，进一步提高了漏壶的精确度。

从碑文中显示，通州所造的这套多级漏壶应由四只漏壶组成，其中的“天池”、“平次”从功能上应为泄水壶，也是有虹吸管连接。而“水海”则属于受水壶，主要起到显示时间的作用。这与唐代的吕才壶十分相似。

但是，漏壶的数量不能无限地增加，水位也不是完全稳定，需要继续改进以获得更为精确的计时方法。北宋燕肃发明创造的莲花漏不仅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为后来的改进和完善打下了基础。

相比吕才壶而言，莲花漏中增加了分水壶，就是使水位保持平衡的壶。原理很简单：在一套漏壶的最下一级壶上再开一漏孔，但此孔开在壶上沿，只要从上面壶里漏下的水量比这一壶的漏量稍大，则总会有水从上孔中泄出，从而保持最下一壶的水位总在上沿漏孔的地方，这就达到目的了。

莲花漏中的“减水盎”其实就是碑中所记的“倒水槛”，盛水桶则主要用于换水。而影仪则是配合铜壶滴漏使用的“日钟”，起到校准时间的作用。通州的这套元代铜壶滴漏吸取了前代的优点，采用了多壶分流的设计，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从古代计时技术的发展史来看，元朝应该是漏壶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郭守敬作为元代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在计时领域的发明创造也是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元史·天文志》记载了郭守敬所发明的宝山漏、大明殿灯漏等诸多计时仪器，也都是和通州漏壶同一时期所创造出来的。此外，延祐三年（1316年），杜子威、冼运行制广州铜壶滴漏，是我国现存最大和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

可以说，上古的漏壶到了元代已经演化为精密的水力机械记时仪器了，而通州的这套元代铜壶滴漏正是其技术发达的产物和表现。

三、残碑发现的重要意义

通过残碑的碑文记载，结合现有的文献记载，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通州更漏的创建年代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而这恰好为我们推测通州的钟鼓楼创建时间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首先，其漏名“更漏”，也就是用以报更的铜漏，这说明它理应是官方使用的计时器。碑文中明确提出了“击柝者”这一名词，“柝”的本意是巡夜敲击的木梆或军中用来报更的刁斗，但古人也经常击鼓报更，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尽管在我国古代，除刻漏外，还存在着日晷、机械计时器和木漏、轮漏等计时体系⑤，但在明末钟表传入之前，刻漏作为当时发展最为完善、技术最为先进、应用最为广泛的计时仪器，它的报时作用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是出于这样的因素，创建更漏一事才值得时人隆重地立碑以志之。

其次，虽然在残碑文中并未提及此铜壶滴漏的放置地点，但是它显然应该是置于一处具有公众性的官方建筑中。而刻漏与钟鼓楼之间又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可参照文献中对京城钟鼓楼的记载：“鼓楼在金台坊，旧名齐正。上置铜刻漏，制极精妙，故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此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中安铙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时增添，冬则用温水云。”（《图经志书》） “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 （《元史·齐吕谦传》）

可见，钟鼓楼与铜壶滴漏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滴漏，钟鼓楼的钟鼓无法依时传递，就会失去意义；而没有钟鼓楼这样处于城市中心、有完备报时手段的场所，滴漏的计时价值也无从体现。“明时刻以定晨昏，正钟鼓以警视听，此为政之当要也。”⑥碑文中也将正钟鼓与定晨昏并提，作为更漏创建的意义所在。

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通州钟鼓楼，古籍中是怎样描述的呢？记载如下：“钟鼓楼在州城内北门街中，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毁，二十七年（1548年）重建。额曰：先声四达，翰林侍读郭朴撰碑记，载文艺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修， 国朝顺治四年（1647年）兵备道李公廷梅重修，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震尽圮，四十四年（1705年）通永道李公锡东路同知李公光宗知州许敏芳重建，雍正元年（1723年）知州黄成章劝捐修葺楼中书先声四达旧额，楼北额曰：暮鼓晨钟，钟楼南额曰：声闻九天。嘉庆年间州绅等重建，道光己丑（1829年）州绅等重修，同治辛未（1871年）知州庄允端偕州绅劝捐重修。（《通州志》）“嘉靖十七年大火，鼓楼被焚，二十七年重建钟鼓楼”。（《通县编纂省志材料》第二册）

资料中对钟鼓楼的描述仅为“明嘉靖十七年毁，二十七年重建”，其中并无建楼确切年代的记录，原因在于元朝并未修《通州志》，所以也就更谈不上记载当时通州鼓楼的情况了。而残碑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根据更漏的创建年代来推断，那么通州钟鼓楼的修建年代应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前后，也就是说在元朝初期，通州极有可能已经建立了钟鼓楼。

综上所述，根据通州《创建更漏记》残碑碑文和相关文字记载，笔者对残碑的创建时间及其内容进行了考订，为通州在元代就有了钟鼓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纰缪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①《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

②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③《隋书》卷一十九《志第十四·天文上》。

④《古今图书集成·历法典》卷九十九《漏刻部》。

⑤ 李迪、邓可卉：《关于中国古代计时器分类系统的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⑥《通州创建更漏记》。

(作者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