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国际背景和动向

1，文物保护科学技术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从学科结构分析，包括三个层次：文物的科学技术、保护技术和保护工程。文物的科学技术，即是对文物性状、内涵、生成、赋存条件及损毁机理的科学技术研究；保护技术是指在不影响文物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阻止和延缓文物随时效和自然环境变迁所发生的质和形的变异、避免人工环境变迁和突发事件对其质和形的破坏；保护工程是指对具体的文物的保护处理和预防性保护工程实施。从保护的性质，又可将文物保护划分为预防性保护、抢救（被动）性保护和加固、修复性保护和养护性保护。

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人们对文物普遍性价值和基本性能认识的深化，随着文物调查和发掘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被迅速应用于文物研究和保护。二战以后，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价值普遍性和产出地域性等原则被学术界深刻探讨而逐步成为共识，代际公平的意识不断深化和普及，文物保护逐步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衡量民族责任感的一个标尺，也逐步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的一个因素。

由于文物种类繁多，生成与赋存环境极其复杂，文物及其保护科学技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众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门类，并与多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关联的学科群。不仅文物保护成为第一性目标，考古学、艺术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成为其探索者，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研究也往往有赖于对文物的科学技术研究而进行和推进。众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都与文物保护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会被考虑和尝试应用于文物研究及其保护，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文物保护的核心，并尽可能地吸收传统修复保护技艺的合理因素。

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多样性、时代性、地域性和不可替代性特点，决定了保护技术的审慎原则和技术方案的差异性，即便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同质文物，在保存现状、损坏程度方面也会存在区别，因此不可能一种保护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强调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国际文物保护界的共识。他们一般是从文物病害产生的原因入手，然后“对症下药”，铲除造成病害的根源，以达到长期保护的目的。利用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论、手段、方法，对文物材质进行整体的和微观的结构分析，调查文物自然损坏的原因和全部具体过程，探索有效延缓和阻止文物损坏的方法以及最佳保存手段和途径。在这些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才从文物的基本属性和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出发，精心设计技术与工艺，在实验室反复进行时效的和不同环境的比对实验，筛选出相对最安全的材料、工艺和技术，然后才能对文物进行小规模的保护操作并进行跟踪研究，取得工艺和技术参数，再经过时效验证后方能成为针对某个和某类文物的保护方法，并同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标准。即使如此，跟踪与评估研究依然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保护性处理及材料研究是文物保护的关键，也是国际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重点。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在进行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研究的同时，环境监测、测试分析、环境模拟、现场实验和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得到加强。

文物保护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重视跟踪监测数据积累，对于重要的文物和遗迹，一般都有连续的档案记录。这些档案记录成为诊断文物病害产生原因的第一手资料，是保护方案设计的基础，也是保护处理的重要参数，是对保护结果进行评估的依据。

2，文物保护政策和文物保护科技政策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最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当今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民族都强烈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是责无旁贷的基本义务。几乎所有国家，都对文物进行立法保护，发达国家还吁请和督促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政府间组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最为有力，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缔结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缔约国现在为164个，1985年我国加入）。
在发达国家，除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之外，很多地区还制定了特别法律加强他们的文物保护。在具体的保护工程中，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标准和技术规范。

20世纪末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展了“挽救美国的财富计划”，其项目经费投入约为1亿美元。这一计划作为新千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旨在提高遗产保护的公众意识，并提高对最重要的国家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投资。日本和韩国都先后推出了“文化立国”计划，其主要内容都是如何更好的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美国又率先推出了“维护美国行动计划”，并直接对总统负责，目的在于激发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从而达到挽救过去、保护未来的作用，加强各地域人民的地域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增加各地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参与。

法国在欧洲国家中可以认为是重视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代表，甚至在欧美贸易谈判中，法国也一贯坚决主张保护欧洲的文化产品。法国推出的“国家文化遗产（科技）研究计划”，由政府投入，集中了53个研究团体，进行科研项目攻关，涉及到从文物保护理论、基础科学研究、各种保护技术和具体保护工程项目全部领域。此外，法国有6000多家以保护地方历史建筑及其维修为使命的协会。

意大利的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水平可以被视为领头羊。最近，他们组织的国家大学科研部文物保护研究三年计划（2003-2005），参加项目单位多达350个，其中有64个分布在国家研究委员会、大学和文化遗产部的主要研究机构里，计划内容涵盖了从文物研究到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科技基础研究、文物保护材料、文物保护方法和具体文物保护的诸多方面，包括文物保护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研究、国际交流、研究成果出版、人才培养、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吸引民间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预算总额达3亿欧元。

很明显，在文物研究和保护领域，政府是积极的倡导者和资金提供者，筹措研究和保护经费，是发达国家政府的一项职责。同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倡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资助文物保护和保护研究。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科学家和工程师积极投身于文物和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众多的民间团体和法人财团也竭力开展文物保护研究与保护工程。

3，研究机构

科学技术是文物保护的核心力量。早在19世纪末期，国际著名博物馆就开始建立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1888年德国在皇家博物馆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室，1898年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美术院，开始了文物保护科学和修复的研究；1921年大英博物馆组建立了文物保护实验室，1930年法国卢浮宫设立了文物保护实验室，1930年日本帝国美术院附属美术研究所（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前身）成立，1939年意大利成立了罗马文物修复中心，1952年日本又组建了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文化遗产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一系列专门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和大学在政府的资助下相继建立起来，一批知名大学组建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文物保护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民间科研机构和院校也不断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关注文物保护，在罗马建立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吁请博物馆尽可能设立文物保护科学实验室，从事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保护。

国立的研究机构，规模普遍比较宏大。意大利罗马文物修复中心拥有400人的科研队伍，设有9大科学研究实验室和11类材质修复实验室，与30多个国家有科技合作课题及项目。苏格兰保护修复社有400多人的队伍，澳大利亚文物材料保护中心有115人，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正式编制80余人。美国史密森学会不但在十多家博物馆设有研究和保护实验室，还有2个直属的保护材料和保护技术研究所，拥有一支近百人的研究队伍。

美国保罗盖蒂保护研究所是国际上私立保护研究机构的杰出代表，虽然只有十多位研究人员，但是强大的财政支持和高效率的管理与运作模式，使他们能延揽全世界最杰出的专家开展世界各地的文物保护研究和实践，享有国际声誉。
近些年，国立文物保护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其代表是日本将东京和奈良的两所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合并为一个机构。

4，支撑系统

强大持续的政府资金投入和社会的广泛支持是发达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取得优良业绩的保证。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每年都制定有文物保护计划，90年代又推出了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计划，并在日本政府预算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文物保护经费在逐年增长（2000年国家预算85万亿日元，文物保护经费540亿日元；2001年83万亿日元，文物保护574亿，2002年为81万亿，文物保护为581亿日元）。根据2003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的有关资料，2002年文化厅预算的总额为985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0.12%（国家总预算为81万亿日元），而用于文物保护的预算为581亿日元，占文化厅预算的59%。国家财政以外，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从1990-1995年一直保持在1400亿日元左右，尚有大量私人财团的捐助。

意大利的文物保护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0.16％增长到2003年的0.4%（35亿欧元），2000年还追加专项经费约15亿欧元，每年1.5亿欧元的彩票收入也用于文物保护。

法国政府用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开支巨大，文化部文化遗产司2000年的预算为20亿法郎。为了解决资金缺少的压力，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

发展中国家对文物保护也非常重视，如印度每年国家投入约3.1亿人民币，墨西哥每年国家投入约合14.2亿人民币。埃及旅游点门票收入的90％上交国库，再返还文物部门，用于文物保护，政府每年用于伊斯兰古建筑的保护经费达5000万人民币。

在研究经费方面，各国政府的投入都是巨大的，以德国为例，除政府科技和文化部的专门预算外，政府的DBU基金会是文物保护研究的主要资金提供机构，从1991年成立起已经资助了190个保护项目。罗马文物修复研究中心每年6000万欧元，加拿大保护中心每年150万加元，1996年日本给予两个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总经费为2,861百万日元（其中人头费为121亿，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研究费为47亿，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研究费为118亿）；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每年计费为600万美元。

从人才培养上看，美国有4所大学开展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人才教育，提供从短期培训到博士研究生课程一系列训练。欧盟设立有一所专门培训纸质文物和古文献资料的保护学院，意大利有两所国立专业修复人才培训学院和16所民营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学校，有9所大学设有文物保护系；西班牙有两所文物修复学校，德国有3所文物修复学院，法国有一所国立文化遗产保护学院，波兰哥白尼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已有近60年历史。日本有7所国立大学和8所公立、私立大学，与专门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合作培养不同层次的文物保护人才，另外有2所国立博物馆也在培养研究生。韩国在2000年新成立了一所国立文物保护大学，印度在2003年也成立一所文物调查学院，专门培养文物保护专业人才。

强化职业培训是文物保护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法国国立遗产学院是为博物馆等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培养遗产保护和管理高级人才的专门学院，学成后可获得从事遗产保护工作的执业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