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达：生命中的春水秋山

主持人：玉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打造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将玉从石头中筛选出来，视玉为一种美丽神圣的象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将玉比做君子，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走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玉鉴定专家杨伯达先生，去了解一下杨伯达的古玉人生。

主持人：玉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打造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将玉从石头中筛选出来，视玉为一种美丽神圣的象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将玉比做君子，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走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玉鉴定专家杨伯达先生，去了解一下杨伯达的古玉人生。

这些精美的器物都是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这每一件精美绝伦的皇家藏品都让在故宫工作了50年的杨伯达老先生激动、兴奋。也正是这些难得一见的藏品让杨老的研究硕果累累。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在杨老这套不足60平米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77岁高龄的老人。也就在这里，老先生俭朴宁静地度过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1927年出生在旅顺的杨伯达深受殖民统治之苦，“一定要摆脱殖民统治，让自己的家乡回到祖国”的爱国思想就这样根深蒂固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里，这也为他今后研究中国历史，最终走向文博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伯达：在1944年的秋天，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拉到大连干子井的大化矿业公司里去做劳工。这一段来讲对我教育非常深刻。我亲眼目睹了日本的监工对我们中国的工人打、骂、虐待。我的心非常不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也袒护我们的童工。一个也就是十二三岁的童工，大冬天就是外表一个薄薄的棉袄，袖筒都破着，里边也没有任何衬衣，就这样的童工他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就去袒护这些童工，我在这个环境里边确实无能为力，勉强生活下去的话，这个前途就很难说了，而且每天都气胸满满的，非常感到郁闷。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得离开不可。

就这样少年的杨伯达带着母亲的牵挂，怀揣着爱国的理想，离开了旅顺，这一走便是六十个春秋。

主持人：解放后杨伯达于1956年调入故宫，在陈列室任副主任，此时的杨伯达年仅29岁。也就在这个时候，杨伯达才真正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中华艺术的璀璨夺目。故宫里珍藏的一百多万件明清皇家精品，每一件器物都让年轻的杨伯达兴奋不已。

人们对杨伯达先生的了解是关于他在古玉鉴定方面所做的贡献。其实早在六七十年代，杨伯达对中国景泰蓝的研究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杨伯达提出景泰蓝是元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不久就被中国民族化了，而否定了以前关于景泰蓝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说法。这也是杨伯达在仔细研究了数千件故宫藏品后得出的结论。

杨伯达：我到了故宫以后的话，就发现景泰蓝的款子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款子。你看这个就像截子一样，图章形式的，像这个就是龙款，两条龙。这仅仅只是两种有很多很多种，那么我认为（明代）景泰很短，只有七年到八年的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头，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多不同形式的款子，因此我对景泰蓝（出现的年代）就发生的疑问，认为有问题。我就把它列为课题来研究，最后就确认景泰蓝它是掐丝珐琅，掐丝珐琅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就是伊斯兰系统，而（站台）珐琅是欧洲系统，大概这么个系统在元代集中，那么在国内传播开来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景泰蓝它的源头应该在元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杨伯达担任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职务，全面主持业务工作，这时候的杨伯达刚刚渡过了50岁的生日，然而每天繁重的事务工作并没有使杨伯达放弃学术研究，他白天忙单位的事情，晚上便埋头在灯下看资料，写文章，只是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更少了，在采访的当天我们碰上了杨先生的大女儿杨华。

杨伯达：我现在已经都四十多岁了，然后回忆起来跟我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也就是两三年这样。因为我从小是在幼儿园，就住幼儿园，然后幼儿园毕业了以后小学又在姥姥家长大的。（记得）有一次他从古巴回来，然后说给我买了一条裙子，那裙子吧特别大，后来我妈妈说你怎么买这么大一条裙子，后来他说，杨华几岁了，我妈说七岁，他买的裙子跟十二岁（孩子）穿的。后来我十二岁才能穿。我父亲就是生活上可能跟我接触的少，但是对我人生道路影响还是挺大的。

在杨华的记忆中父亲更多的是工作，对于杨老来说也只有离休后才能有闲暇和女儿一起坐坐、聊聊。

主持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杨伯达已经在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皿、景泰蓝、清宫院画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伯达开始意识到玉器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把玉器从杂项中提出来，作为一个专的门类去研究。

我们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掘出代表政权、财富和军队的玉琮、玉璧和玉钺。但是在五千多年后的今天，关于古玉仍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对于当时已经六十开外的杨伯达来说，研究古玉就意味着从头开始，面对要放弃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转向从头开始的古玉器研究，当时已经六十岁的杨伯达开始了艰难的抉择。

杨伯达：我也有思想斗争，因为（当时）我在雕塑、工艺、清代院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我如果不转，继续在过去的基础上来搞（研究）就轻而易举了，那么现在要转到玉器上来讲，我以前积累的这些大量的材料就用不上了，那么我要重新开辟玉器的新领域，我后来考虑玉器既然这样重要，而且当时我们国家做的玉器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很少很少，因此我觉得我投入（玉器）方面（的研究），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有牺牲，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曾经学过美术史和雕塑的杨先生面对当时人们对古玉的追捧，率先提出研究古玉要从辨伪入手。

杨伯达：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故宫都很需要。那么你这一关不突破，故宫这批玉可以说永远都是不敢使用的，这么一批非科学的资料对于故宫这样一批当时来说两万捌仟件，我说三万件玉器里头，绝大部分都是清代皇家留下来的，我们叫传世玉器，那么古人的鉴定他的标准不一样，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出土的玉器，因此他是不准确的，那么玉器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鉴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科学资料，它就能成为玉器史的构成部分。

杨老总说，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得益于故宫内这些珍贵的藏品，这些东西使他的研究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代表辽金时期的春水玉和秋山玉就是在研究了辽金历史后命名的。

杨伯达：我在1956年来了以后正赶上筹备历代艺术馆，筹备历代艺术馆的时候，就出来了这一点一些玉器。当时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也不知道它表现的是什么生活，但给我一个映象就是北国风光，我就把它列为一个研究课题，为了这个课题研究，我借着开会的机会两次到东北阿城，阿城就是金中都，到那里收获也不是很大。后来主要是看了一些宋史、辽史和金史。宋史里面对这种题材的玉器它没有提到，那么在辽史里面就提到皇帝每年春天都要打猎叫春拉伯，秋天也要打猎叫秋拉伯，那它也讲春天打猎主要打天鹅，秋天打猎主要打鹿，这样的话我就跟它联系起来，后来的话金史里边它又提到，有这个春拉伯秋拉伯变成春水秋山，那么我认为春水秋山最符合这两种玉，这是春天的，这是秋天的，因此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像这类的春水玉是金的完颜部非常喜欢的，这个我认为主要是金代多一些，而且表现得最完善。这件就是辽代契丹的，它表现嘛下面是一只虎，上面是两只鹿，那么在辽史上记载皇帝也确实射猎过虎，那么这种题材的话就叫秋拉伯，那么按金人来讲就叫秋山。秋就是秋天，山就是山上。

春水玉和秋山玉的命名是杨老在古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如今刚从工作一线退下来不久的杨老，仍然在为玉文化的研究奔波着。传播玉文化，普及古玉的鉴定方法成了杨老离休生活的一个部分。杨先生从29岁踏入故宫的大门，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故宫博物院留给他的情节是永恒的。

主持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杨伯达已经在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皿、景泰蓝、清宫院画等方面有了很高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伯达开始意识到玉器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把玉器从杂项中提出来，作为一个专业的门类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