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保护杠杆下的价值观支点——北京大学晁华山访谈

在问及世界文化遗产的“少干预”原则与东方建筑的修护应该怎样看待时，晁华山教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强调了“少干预”与“普世价值观”的密切关系。

文化普世价值观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里强调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中的“普遍价值”就是晁教授所称的“普世价值”。他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业界，这个价值观的含义还有不同的理解。

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文物考古人士长途跋涉到中国西部考察古代遗址，采集并带走了许多的古代文物和文献写本。很多年来中国舆论将他们的行为指为文化强盗。可是实际上，在当时接触到这些出土物品的一般中国人的眼里，被拿走的这些古代文物没有什么珍贵的价值。至于被运走的敦煌古代写本，当时真正认为很珍贵的人也很少。

1949年以来的城市改造，在对待城市的历史区域或者历史部分方面，我国不仅谈不上“少干预”，更谈不上保存城市的历史遗产。1950年代北京就开始拆城墙城门、城内的市政建筑和公共设施。那时的价值观认为，城墙城门等等都是为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服务的，完全不适合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文革时候的破四旧，更是将城市的很多历史遗存彻底铲除。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强调旧貌换新颜，都离真正的保护城市历史区域的“少干预”原则越来越远。

从今天中国对于自身文物古建的保护来看，中国的保护观念和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的重点还不一样。中国在申请世界遗产时，考虑的遗产价值不一定和《公约》的价值观一致。说到这里，晁教授提及当年申请庐山时，中国重视的是风景优美和悠久的文化积淀，并不是很看重庐山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那众多的外国样式的别墅群落。由于有这样的价值观，中国介绍庐山的图册，内容也大都以风景为主，涉及外国式别墅很少。但世界遗产委员会却认为正是这些别墅证明了那个时期当地的中外交流，甚至是这种交流的唯一证明，这大大出乎了中国人的预料。

无论是否已经理解遗产的这些方面的性质和价值，都应该尽可能保存，尤其是不要按当今的社会意识标准、按当今社会的好恶删削修改。当前社会由于利益的需要，特别注重保存遗产的形式，而形式只是遗产属性的一部分。遗产的真实性越少，它的价值就越低。人们曾经十分强调的“古为今用”原则，太过重视现实利益，这对保存真实性不一定适合。而被奉为标准原则的“修旧如旧”，其确切的含义又是什么？

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世界遗产

2001年3月，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的时候，晁教授正在北大讲授有关巴米扬石窟的佛教考古课程。

当时塔利班在炸毁巴米扬大佛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他们先是把阿富汗一些博物馆内的佛像毁坏，而有1500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立佛则被留在了最后。当时由于问题严重、时间紧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亲自前往其邻近的巴基斯坦，与当时的塔利班外交部长面谈，恳切希望能够保留这两座大佛。但是很遗憾，塔利班坚决不让步，最终巴米扬两个大佛还是未能幸免。

2003年，包括两尊被炸毁的大佛在内的巴米扬河谷的文化景观和佛教考古遗迹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一直有人置疑没有了大佛的巴米扬河谷怎么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呢？其实，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对巴米扬不了解。巴米扬河谷的遗产非常丰富和有价值，河谷在古代是连接东西方和南亚商路的交通枢纽和佛教圣地，是丝绸之路的一段。我国高僧法显和玄奘曾先后到这里朝拜。巴米杨河谷北侧的山崖开有750多个佛教洞窟，约建于3－7世纪，其中两个大窟分别凿有高55米和38米的大佛，属于世界之最。在河的对面，还有很多佛教石窟和雕像，这些文化遗迹足以张显曾经巴米扬河谷的辉煌。

阿富汗以前阿富汗从1970年代以来战乱不断，先是通过苏联的支持建立了红色政权，继而政权反复更替，国家混乱不堪。一直到塔利班政府掌权，阿富汗都一直生活在炮火硝烟之中，而使得阿富汗从未有缓歇去申请世界遗产。在巴米扬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同时，也被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当时明确表示，世界遗产名录接纳巴米杨石窟具有向全世界发出警示的意义，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竭力制定办法能够有效制止类似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

重建的华沙历史中心区何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华沙历史中心区在198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沙城中心遭到严重破坏，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多是战后陆续修复或重建的。按照世界遗产不接受复建的原则，华沙历史中心区何以得到通许？

华沙历史中心区包括老城、新城和皇家城堡，围绕利涅克·斯塔构·马斯塔的方形集市广场而建，东邻维斯杜拉河，向南包括皇家城堡，北临著名的米亚斯托旧城。历史中心区最早的建筑建于13世纪，其它的主要建筑建于16－18世纪。在可以俯瞰全城的皇家城堡旁，其他一些纪念性建筑点缀着外围重建后的整个华沙，这些建筑融合了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以及巴洛克风格等各种风格的元素。

在二战期间，华沙历史中心区建筑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将1935、1947和1990年的航拍照片对比可以看出这一变化。1935年（左图），中心区的米亚斯托还存有市场和老房子，以及皇家城堡。这些都位于城圈内，是古老建筑。在1944年拍摄的照片上（中图），可以看到这些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最后，在1990年的照片上（右图），可以看到米亚斯托已仿照战前的样子重建完成。

依据战前的测绘图、市民提供的老照片，以及城市老居民的口述笔录，新的华沙城开始在斑驳的废墟上慢慢恢复。战后欧洲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华沙属于首创。后来，波兰的其他城市甚至欧洲的一些城市也这样做了，他们的目的之一是要保存城市历史的完整性。华沙历史中心区原有的古老建筑在波兰乃至欧洲本来就是一个时期的典范，保留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痕迹；华沙二战后出色的城市重建工作，成为欧洲乃至欧洲以外一些国家学习和仿效的榜样。华沙历史中心区的重建则是“如何保留遗产的完整性”这一课题的先行者，而且做了积极的贡献。

欧洲遗产保护掠影

欧洲国家也是曾经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逐渐唤起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当然，这跟一个国家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观念乃至社会进程步伐息息相关。

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中央为了表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成功，展望未来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远景，拆除了莫斯科红场上为纪念1812年抗法战争胜利而建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而决定在教堂原地建造一座400米高的苏维埃宫，最高处则是一尊约75米高的列宁雕像。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达不到，这座苏维埃宫一直没有动工。斯大林逝世后的赫鲁晓夫时期，不得已在原地修建了一个直径达130米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一直保持到苏联解体。由于红场的表率作用而诞生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平壤金日成广场和河内的胡志明广场。1993年，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由俄罗斯政府复建完成，红场和克林姆林宫也因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起的典范作用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两岸 巴黎市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保存着13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的建筑。法国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得非常快，1960年代起为了保存城市的历史区域并开辟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巴黎政府就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西北延长线上开辟了德方斯的新区，完全按照全新的城市理念建设起了新巴黎的建筑，显示出这个国家近三百年来既注重发展经济又注重保护历史文化的长期传统，同时显示出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这里并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破旧立新，旧貌换新颜，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两岸也正因此而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德国新近停产的工厂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将新近停止生产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全部保留，并申请了世界遗产。德国现在有3处工业遗产：拉摩尔斯堡矿场及哥斯拉旧城、伏尔格林根炼铁厂，以及埃森关税同盟煤矿设施与工业景观。其中的伏尔格林根炼铁厂，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建立，1986年停产，十九世纪欧洲最先进的炼铁技术就是在这个工厂首先开始的。停产后政府把厂房以及设备全部购回保留，作为文化遗产供人们参观，并且成功申请了世界遗产。这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价值观的体现，德国没有等到多年之后这个炼铁厂完全消失了，再去收集资料恢复已经消失的历史过程。

近代遗产的保存和保护更能体现当代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进步。只有在当代人看重未来，看重传承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行为，这是当代人的主动行为，它和发现古代遗存，进而加以保护完全不同。这对现代人，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更具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教育意义。由此联想到几年前中国上海的的江南造船厂，当时众多人士呼吁要保留的造船厂的一个车间，都没有成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传承价值观念的分流直接将文化保护引向两个境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华沙历史中心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的评价说：华沙城与相当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历史建筑消亡后的重建，使今天的华沙依然保存了昔日的容貌。它表明了波兰保存其以往全盛时期的文化和标志的愿望。更值得学习的是， 20世纪后半期波兰在复原城市的技术方面有重大成果。华沙历史中心区的重建，在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旧城保护学说方面，对大多数欧洲国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保存的遗产真实性来源于1945－1966年间特殊的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