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忽视著录、款印在书画鉴真上的作用

近年来，在“文物回流”的大潮中，陆续有一些著录不载、传承不清的古代书画在国内艺术品市场亮相，而且动辄就是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巨作”。像拍卖前被盗，后又失而复得的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及近期现身的米芾十米绢本长卷《离骚经》都在藏界引起轰动。在拍市的一片赞誉声中，也有声音对回流的这几件宋代巨迹的真伪提出质疑 对这些千年巨作著录何以不载？为何缺少能够揭示传承环节的题跋和款印。

题跋、款印是中国书画上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分题签、引首、作者印章、观款、跋语、鉴藏者观赏印等。而著录则是古人对书画存世情况及递藏经过所作的文字著述。一件历史悠久的书画名品往往著录清楚、款印累累，题跋、款印已成了古书画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与中国书画悠久的收藏历史和特有的文化氛围有关。在中国，作为文化气息很浓的书画收藏有千年以上的收藏历史，而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书画能流传至今，全靠历代收藏者精心收存。古人多喜在书画藏品上题词、钤印，以满足自己对藏品的占有欲。有时为了夸示炫耀，还会邀请一些当世名贤过目，题写跋语、钤盖鉴赏印章。而许多收藏家也把编撰书画过眼著录作为收藏鉴赏的最高境界，看成是做学问的一种成果。因此在历代名目繁多的书画著述中，所有曾经存世过的古代书画名品，无不被网罗其中。同时，在中国古代，战乱纷繁，社会动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社会民众，“富不过三代”，难得有百年不败之家。书画作为社会推崇的文化财富，常常会随着主人的沉浮而转手易主，每换一次新主人，都有可能增添一些款印，增加几条记载。久而久之，这些与书画有关的著述、题跋、款印就成了藏品递藏的见证，已与书画本身融为一体，成为体现名人书画的真实性、珍贵性最有力的佐证。

旧时古玩界就极为看重题跋、款印，称之为“帮手”。业内有“一行题跋一炷香，一枚印章一颗钉”之说，题跋、藏印越多，真实性越强，价值就越高。反之，则很难有人眷顾。特别是那些历经千年的宋、元古书画，著录和题跋更是鉴别真伪的重要证据。一件宋、元人的书画，如果没有同时代人及明清时收藏、过眼者的题款、钤印，又不见之于任何著录，基本就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如同有人对朱熹的《赠门人诗册》所质疑的一样，朱熹是千百年来古代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圣贤，能拥有他的书迹是何等值得炫耀。可他的大字诗册，宋元明清八百年间竟会无一人品题？册后仅有的题词竟是民国九年（1920年）时人所作，而其所述：“前题‘残不堪’，‘故截去……’”，又是那样不合情理，苍白无力。因此，此诗册即便经启功、朱家氵晋等当代鉴赏巨擎题为朱熹真迹也难以使人信服。今天的古书画收藏，是历史递藏的延续，既要取信于今，还要经得起后代检验。如果缺乏递藏链，凭空冒出一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名品巨迹，其可信性是很差的，像那件应该有千年历史的米芾绢本《离骚经》，不仅同样“不见诸文字记载”，可辨识的收藏印鉴也仅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清朝人。无论那些对它赞誉有加的专家再怎样舌底生花，都难消人们心中的疑窦。

正是由于题跋及款印在书画鉴定中的“帮手”作用，现时那些传承不清，又急于进入市场的古书画，不约而同地转向去求当代的书画鉴赏名家为之题签，借专家之名气“保驾护航”，获得“市场准入”。一时间，艺术品市场大量充斥这种标有名家题签“×××真迹”的书画藏品，专家题签风气已风靡整个市场。现在有些名人、专家这几年给书画的题签也确实太多太滥，个中缘由局外之人不好妄加猜测。但有些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自古以来，书画鉴定就不单单是眼力学，同时还是一门考据学，历史上除了类似敦煌莫高窟之类的窖藏或名山古刹的藏，世间绝无沉淀在一个家族的千年秘藏之物。那么这些已流传了上千年的古书画，既无著录记载，又没有传承递藏证据。在没有对藏品的纸、绢、墨给予科学鉴定的前提下，凭什么仅过过眼就可以武断地一语定乾坤呢？文物方面的专家，往往都是辛勤耕耘一生，方成大家，作为专家自身也应珍惜社会对专家的尊崇和信任，切莫为了眼前一点微薄小利或一时的情面难却，而将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百年之内易见真，递藏有据最可信”，作为书画递藏见证的书画著录、题跋、款印在鉴定书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现今的艺术品市场交易中，书画鉴定专家的一个结论，往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经济利益。那种在鉴定中置书画著录、题跋、款印的缺失于不顾，仅凭个人感觉就将一些来源不清的藏品定为“真迹”的做法是草率的，不严谨的。不利于维护参与交易的收藏者的权益，也不利于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