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守清贫 徐坦：当代艺术家应过“游牧”生活

徐坦：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虽“兴隆”但不能激发艺术创造性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批评家黄专日前接受博雅栏目记者采访时，明确地给出了当代艺术的定义，让观众对其有了理论上的认识。然而落实到作品上，原有的距离感甚至反感依然不减：对一些让人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作品，有观众认为艺术家是在自弹自唱，在玩自我，甚至说“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还拿出来蛊惑人”；对一些“怪力乱神”的作品，有人则会吹胡子瞪眼睛地呵斥：这个艺术家真是个疯子！恶心死我了……

要真正拉近当代艺术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消除某些认知上的误解，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昨天，本报记者和广东“土产”当代艺术家、大尾象工作组（已解体）重要成员徐坦进行了一次饶有情味的对话，普通观众看不懂当代艺术的原因、真正的艺术家是以怎样的心境创作当代艺术的、他们是不是疯癫等问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次对话中寻觅出答案。

全球化让地方观念受到怀疑

记者：以观念艺术为主打的大尾象艺术工作组虽然解体，但它已载入史册，成为广东当代艺术的标志性符号，而您是其主要成员之一，现在艺术活动的状况是怎样的？

徐坦：应该说近年来我经常在广东进行艺术活动。从2005年冬天至今，我在广州做过两次个展，参加过两次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群展；在深圳，分别参加过何香凝美术馆、华侨城艺术中心的数次展览。另外，我还参加过连州摄影节等，在广东地区也有过多次讲座等学术活动。一句话：广东是我近年在国内从事艺术活动最频繁的地区。

记者：可见广东的当代艺术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土产的当代艺术家纷纷离粤到外地发展呢？

徐坦：随着所谓的信息时代的来临，不同地区及国际间文化和社会活动交往的可能性极大地加强了，从而带来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生存观念的变化。这让传统的地方观念最先受到怀疑，因为这种地方观念对于各种行业（包括艺术），其重要的活动性的标志的认定，就是在某一个地方上“成功”，然后再走向更大的地方性“成功”。

而现在，在全球不同地方游走的方式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无论对东方人群还是西方人群来说，都是近20年来发生的，我称之为G时代的“游牧”。即使艺术家工作的重点依旧在某个地域，但是其仍可以采用“游牧”的生存和工作方式。这种游牧方式带来了观念和创作思路的改变。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游牧”给我带来了思维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使我的工作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另外，由于艺术家的活动范围总是越来越大，很多广东艺术家选择在北京或其他地方生活、工作，这也有利于南北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外文化沟通，不妨碍他们继续效力地方。

因此，我认为当代艺术家应该过“游牧”生活。

记者：您现在的艺术创作思路有没有新的变化？

徐坦：我现在主要探讨的是当下社会现实及其与意识、思维的关系，以及意识与视觉的关联，还有相关的视觉媒介呈现，所以我关心较多的是语言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和变化。最近两三年，我一直做的一个项目叫“搜索关键词”，主要是在中国社会里，以搜集中文关键词为借口进行的一种混合视觉、听觉媒体的探测、研究和表达的工作，涉及到理性、逻辑、感性和疯狂等不同的意识状态，也必然包括了对于所谓审美意识对基本知觉意识之影响的了解和研究。

“怪力乱神”只是一种局部情况

记者：您的生活和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个人的生活经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徐坦：我想，生活经历与行为的关系是十分神秘的，这是一个任何学科目前都无法叙述清楚的问题。我们承认个人经验对于行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也许不能解释具有相同经验的人会有相反的行为。譬如，我在进美院读书的时候，目的是要拿到文凭，而我的大部分同学则有成为艺术家的理想。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就是说我们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结果不同，经验和行为不具必然的关系：行为很复杂，影响它的因素很多，并且经历或者经验本身是不可预测的。

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也很复杂。目前来说，我经常到处跑，注意观察不同地方的艺术，了解社会文化差异，这些对我的创作一定会有影响，如欧陆文化就很明显地影响了我的意识和创作。但我不清楚的是：在已往的经历中，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的行为这么的“不安分”？

记者：农业文明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中国无法诞生工业文明的孩子——当代艺术，于是我们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是对的。但是，当代艺术老跟着人家跑永远是拾人牙慧，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于是经过了近20年的消化、吸收，有人提出“创造本民族的当代艺术”是当务之急，对此您有何想法？

徐坦：是的，农业文明的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但我想反问的是：我们是否想永远如此？如果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使之在未来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和现代科学一样，当代艺术将是激励社会发展的文化手段之一。

“创造本民族的当代艺术”从来都是重要的，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当代艺术是伴随着社会总体文化环境成长的，建立一种现代文化，可能需要超过百年的时间和几代人的心血。

记者：当代艺术作品似乎总是和观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出现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令人费解——这种现象在国内外一直存在，这或许是诸多人对其有陌生感甚至反感的原因。作为艺术创作者，您对这一现象作何解释？

徐坦：我认为：当代艺术不是人类行为“美”的规范，而是引起人们考虑的行为方式。现代艺术刚开始，所谓令人费解的东西就出现了，这和社会发展有关。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做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情——即使别人不喜欢。这并非现代艺术自身所鼓励的，而是人类社会行为开放的结果，应该理解。

退一步讲，现在的中国社会对现代文化的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所谓的陌生感的存在是正常的。目前看来，中国当代艺术揭示了很多由别的方式所不能做到的社会现实和情景，已在国际国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广泛地了解当代艺术，你就会发现：当代艺术所最具有的一种可能性，恰恰就是它能够更大程度表达“人文性、社会性、思想性、艺术性”，而所谓的“怪”或“乱”只是一种局部情况。话又说回来，由于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很正常，当然也不排除“名利场”效应的存在。

永不让自己的创作迎合市场

记者：当代艺术虽然是新时代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不可能成为主流。如此一来，您认为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徐坦：当代艺术在中国不能成为主流正好是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对自己喜爱的工作，我认为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主流，而在于对于文化创造的影响力。我敢断言：当代艺术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现代文化的建立，将起到重要作用。而现在危险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具有涉及时尚和主流的可能。

记者：虽然您的作品一直以来在国内外口碑都很好，但迄今为止你仍然过着“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因为你没有像某些艺术家那样刻意地推销自己的作品，“一夜天价”自然就与您无缘。

徐坦：我不拒绝富裕，个人也是挺喜欢钱的。但是，我认为做艺术工作时的状态是生命中最有意思的经验，十分重要。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如果你的工作结果能转换成钱，那你就富裕起来了；如果你的工作结果不能转换成钱，你会不会改变这种创作状态来适应市场需要呢？我想，真正喜欢艺术的艺术家，无论他出生于哪个社会、哪个时代，都不会拿创作的生命经验来交换市场。我也是这样：永远不会改变自己创作的生命经验来适应市场需要，不幸的是我的创作也不太适应市场需要，这就导致了我多年来的“清贫”。

记者：作为一个乐守清贫的当代艺术家，您对近几年来当代艺术市场的井喷行情作何感想？

徐坦：在现代艺术史的不同时期，当某些新流派兴起的时候，会在环绕的社会环境中造就一个活跃的市场，让相关的地区和行业富裕起来，带来所谓的兴隆的气氛，而这个气氛里，还有该流派给艺术史或文化环境增添了一些创造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可书一笔的市场，而且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艺术创造性。然而在中国，现在的市场除了“兴隆”以外，我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创造性”的出现。

徐坦简历

徐坦，1957年出生于中国武汉，1983年获广州美院学士学位；1989年获广州美院硕士学位；1993年参加大尾象工作组；2002年，获纽约亚洲文化协会艺术家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2004年获德国国家学术交流基金。现在作为全职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广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