槌外之音：再叙“圆明园三兽首”世纪回归遭遇战——访中贸圣佳总经理易苏昊

海外国宝的回归一笔笔抹去了中华民族眉头的阴云，中贸圣佳恰是拍卖公司中改写历史的首位提斗者。圆明园铜首兽的购得，不仅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竞拍，更是一场声讨屈辱的“民族起义”。一件件国宝的回归，个中的猜疑与呼声相伴中贸圣佳始终，商业运作与民族大义的碰撞，究竟会落下什么样的铭文与余音？

中国文物网 可以说您本人与海外回流国宝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把征集目光放到海外？

易苏昊 缘由是这样的，当时国家批了六个拍卖公司，嘉德、瀚海、中贸圣佳（当时叫中商盛佳）、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四川的瀚雅，大概是在1995年发的文件。当时其他五家公司都可以在国内征集，只有中贸圣佳(中商盛佳)不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的，嗨！就是对这个公司比较苛刻。所以我们主要的征集渠道就变成了海外，我们要把从中国流失出去的文物通过海外来征集，再拿到国内拍卖。后来《拍卖法》有了以后，这条就取消了。而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开始在海外进行文物征集的拍卖公司。

猜疑声中渐开海外初征之门

中国文物网 一开始海外征集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易苏昊 当时在海外征集文物，你得要打开社会渠道关系，一开始我们主要是通过香港。香港文物收藏界的人，名称都分得非常非常准确，收藏的叫藏家，买卖东西的叫行家，偶尔进来买一次东西的叫玩儿家。我们首先跟香港的行家打交道，因为行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市场行情啊，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啊，东西该卖多少钱啊，能够把原始的资料信息提供给我们。可是当时那些行家对国内又不是特别了解，觉得依照那时候国内的生活水平，经济实力，也没有人会去买古董艺术品的，所以当时我们开展工作非常难。

我们第一批的东西是从美国一个大收藏家叫安思远，他帮助提供的，就这么开始做起来了。我记得做的最多一次是用七四七飞机从香港运，七四七的货舱有三个集装箱板全是我们的货；汽车运是有次用香港港中旅的两个40多个座的大巴车，没有人，全是货。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后来港英当局威胁港中旅的司机，说你们再要这么运东西，就吊销你们的执照。其实这里面的斗争也挺复杂的，要是拆开了、揉碎了说，那故事太多了。

当时我们聘用了六个专家。这些专家60多岁都退休了，可是这些专家和普通职工不一样 ，你让他们正在炉火纯青的时候退休了，这太可惜了。后来文物局就发现了我们拍卖公司的模式，就规定了所有的拍卖公司都得有六个专家。后来好多拍卖行都对我们有了意见，他们说你们没事老标新立异啊！其实这完全是冤枉我了。所以必须要有六个专家，就是从我们这儿来的。

历博征集心结，铺垫前行道路始终

中国文物网 从曾经的历史博物馆到保利艺术博物馆，再加上今天的中贸圣佳，您的步伐是怎样迈进的？

易苏昊 我原来到拍卖行之前，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室主任，这是我的职务。当时博物馆还有一个鉴定委员会，我就是其中的委员。鉴定委员会分责很细，有钱币专家、字画专家等等。博物馆的专家不够还有馆外的专家，比如说，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启功先生、王世襄先生、章津才先生、秦公先生等都是我们外聘的委员。

因为我做文物征集工作，所以对博物馆的状况还是比较了解，我的心里还有这么一点情结，就是好的东西还是希望国家收藏，留在国家博物馆。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再现，艺术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鲁迅讲，文化是民族的脊梁，我们把鲁迅的话演绎了一下，说艺术品就是民族的神经。因为艺术品是民族文化遗存的最佳表现形式。那你说看乾隆怎么看，乾隆王朝有很多的珍宝，你可以通过这些，看到当时乾隆是这么辉煌、这么气魄。文物能够生动地再现我们民族历史深厚的文化沉淀。所以以前在博物馆的经历，就帮保利做了后来的博物馆。

当年我们看到海外流失了很多青铜器，挺痛心的，就跟美国的一些藏家、欧洲的一些藏家去争这个东西。因为一开始，香港的这些卖青铜器的商贩并不明白大陆有多强的实力，有多大的决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钱放在那里是真的呀，这样就开始买起来了。我记得买的比较漂亮的是（那有好多东西都是国宝了啊）神面卣、戎生编钟……嗨，数不胜数，包括最后很精彩的青铜器“遂公盨”，其上面的铭文记载将大禹治水的史载年代提早了八百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觉得保利博物馆的模式是最好的，当时我们从香港买东西，东西讲好了先不付钱，我们先拿回北京去鉴定，鉴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专家的目鉴，就是专家根据经验、学识、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以及上面的铭文来判断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到北大去做金属探伤分析，两个结果出来一致了，才去买东西。多少钱，是保利定，我负责把东西拿进来。这个模式是我跟保利共同想出来的，今天这个模式也可以做为很多博物馆在海外征集的模式。

现在这个模式还一直在沿用，而且是一票否决制！有一个专家说不要，不好，那就不买。这个模式非常好，而且我现在做别的博物馆，我也采用这个模式。这样公平、公正。东西是我找来的，我把东西放在那儿，走开，你们去鉴定，鉴定结果你们告诉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没问题，就去跟香港的卖家去谈价钱，境外付款和报关手续都办好了，就博物馆收藏。

美国大都会什么作品都可以出去展览，唯阎立本不可以！

中国文物网 （传）唐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卷最终没有上拍，却被首都博物馆购藏，中贸圣佳的前行方向是否与您本身的处世原则有着关联之处？

易苏昊 当年我在国家博物馆，我记得有一个老乡拿了一个青铜器，馆长说600。就给600块钱还不能让他走！老乡从侯马做火车来，最后好说歹说，他同意卖了，600！当时征集文物，因为没有钱，很多文物没有办法拿回来，但是今天，我可以有能力去做这个海外回流文物的事了，我就不应该忘了国家。这就是我心里的情结。我还记得当年我做征集文物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丢了多少珍贵的文物。所有这些东西，依旧历历在目。

如今这些文物回来以后，首先我就想，把这些东西留在国内，不想让它再出去了。实际上这些东西往外流的时候，都是一段很辛酸，很悲伤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当时被凌辱被欺辱的历史。我们做文物工作的，对别人或者自己来讲都有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人不爱国，哪有家呢，没有家哪有我们这些人呢？国和家这个词汇的组成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国家，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地位非常崇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干什么的时候都不会忘了这一点。很多东西，我就愿意卖给国家，哪怕我挣的钱少一点。包括给首都博物馆的《孔子弟子像》。

《孔子弟子像》非常有意思，和《研山铭》一样，都是从日本有邻博物馆拿来的。当时徐邦达先生鉴定时特有意思，他就不说唐朝的，他说比北宋早，比北宋早还有五代的六十年，他就不说唐代。有一次，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跟我说，中国文物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阎立本的《帝后出行图》，不让看！美国大都会什么作品都可以出去展览，唯阎立本不可以。

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事儿，潜移默化地。今天，离开了这个岗位，做拍卖了，而且走向世界了，我们带什么头呢，带一个把祖国珍贵文物拿回祖国的头！现在不但我们做了，很多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他们也从外国买回流失的文物，他买回来的是什么呢？买回来的是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一件文物，一件珍宝，他买回来的是民族的自尊心，民族的骨气！

佳士得“不谋而合”，《研山铭》重释得失

中国文物网 在做海外回流文物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很强烈的精神和言论碰撞？

易苏昊 当时买三个头的时候，有人说我这是帮外国人销赃，斗争很激烈。当时我们就坐在现场。买这三个头，也完全是现场的决定。其实在整个拍卖之前就已经沸沸扬扬了，香港的学者、专家都在报纸上对佳士得和苏富比把圆明园的东西拿来拍有很大的意见 。香港市民、学生都在游行。卖一件东西成政治事件了，这其实就挺特殊的。起始当初并没有决定要买，可是拍卖时，示威者冲进现场了，那些大多为原苏格兰场退休警官的香港佳士得保安就开始驱赶那些香港人。毕竟是中国同胞，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这个拍卖会也因此中断了47分钟。当时保利的宫健陪着我，他说易总我有一个想法。我说，你也别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把这个想法写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同志，他也说他也有想法，我说那你也把想法写在手上，我也把我的想法写在手上，咱们伸出手来看看，结果当时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是一个字：买！ 买什么？就要买这个头！

当时保利的贺总在西班牙，马德里时间是早上7点。于是三个电话同时打，打三个不同的号码，终于，一个电话打通了。当时贺总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让我一生都忘不了贺平这个人。他说：第一，你是保利公司的代表；第二，你是保利公司的专家；第三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北京来，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带哪里去，我说带回北京去。

那就买吧。买完以后全场沉默，我正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全场咵——掌声五分多。所有人，里头好多人都是认识我的，包括艾斯克拉兹（ESKENAZI）、詹姆斯·拉里都是大买家，也站起来给我鼓掌，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哪知道有记者，一出门哗哗哗闪光灯，眼睛都睁不开。后来我指指里边，说这东西不是我买的，里边那人买的，我说我出来上厕所，其实我是出去给保利领导打电话汇报。可是又出现情况了，当时有个叫刘太乃的，我都怀疑他是特务（开玩笑），他跑出来跟那些记者说，你们别听他的，他叫易苏昊，就是他买的！当时就把我的背景材料铅印本拿出来了，就跟那儿发！你说这事多蹊跷？因为要买是临时决定的，谁也不知道谁要买。他再快也不可能几分钟就把材料打印出来。哇——记者又追上来了。当时我听见特熟悉的一声音，就是凤凰台的董嘉耀。他说，易先生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我听到普通话还是挺亲切的。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北京来，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带哪里去，我说带回北京去。就这两句话。他说能接受我采访吗，我说我想想。三句话，完了。

后来就没法说了，香港的媒体，7天，全是你，大照片，我都不敢出门。接着我觉得不对了，他们开始胡说了，什么保利是太子党，说我是陈毅的儿子，什么带着一帮保镖，其实那些人都是大收藏家，比我有钱。开始胡说八道了。所以我就想，得反击，就想起了凤凰台，想起了董嘉耀。他一听特激动，当时就和曹景行来了。我刚讲了两分钟，曹景行就跟董嘉耀说，小董，咱们不按照提纲讲了，就让易先生自己讲，他讲到什么咱们就录什么。咱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易先生。

因为我以前刚到历史博物馆时，当过8个月的讲解员，圆明园的历史，我们是要背的。其中特精彩的一段是雨果的话，说有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他们悄悄在一天早晨跑到了东方一个最美丽的国家……原话我都会背。我就把这段话给背出来了，在电视上。最后一段话最精彩：他们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就讲了北京人对圆明园的情结，圆明园在中国人心里的分量。这是买三个头的时候。

见到藤井有邻先生，就问这个东西不是要卖给我们吗？怎么又变佳士得了？

而买《研山铭》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傅熹年先生对我就有一点误解，他对我耿耿于怀我对他也耿耿于怀！ 我很敬重他，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他非常委屈我。因为当时要买的时候，是傅先生给我打的电话，说启先生说了，《研山铭》是日本有邻博物馆的眼珠子，把它买回来了，他眼就瞎了。说的话很俏皮，很幽默，我就开始着手经营这件事。但是买这个东西，你得拿钱买啊，有邻博物馆开价的是100万美金。当时的100万美金相当于800多万到900万的样子。后来价都谈好了，哎？佳士得拿着《研山铭》的复印件到处在找专家问。因为这些专家都知道我在买，都特别着急，就跟我打电话，说易先生，这个东西怎么佳士得要买，不是你要买吗？我立马就打电话给台湾林先生，我说怎么回事儿啊？不是说卖给我们的吗？他说不知道啊。我是在大年二十九给他打的电话，中国人过年是“过五不出门”，但他初三就去日本了。见到藤井有邻先生，就问这个东西不是要卖给我们吗？怎么又变佳士得了？藤井先生说真不好意思，佳士得出了150万美金，比你们出的钱高，我现在急需用钱，这50万美金对我很重要。后来林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我问是不是我们出150万美金就先卖我们啊？林先生说你们要是出150万美金肯定就先卖你们了。这样一来，我又跟买家贺先生说了。人家当时就有了想法，想是不是易先生你在加钱，你想挣钱啊？然后我就把情况一讲，他就相信我了，付了近1300万人民币给林先生。买回来以后，定的就是3000万！

一说《研山铭》，徐邦达腾地就从床上蹦起来了

《研山铭》买回来以后，我们就请了很多专家看，包括启先生看、徐先生看。当时启先生看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大姆根一翘：好！真好！ 记得我去请徐先生看时，徐先生正在睡午觉，尹光华在旁边，他说《研山铭》拿来了？我说是。我说徐先生在睡觉，那就让他睡吧，他说别，把他叫起来。他说：徐先生，《研山铭》来了。说别的，徐先生没什么，一说《研山铭》，徐邦达腾地就从床上蹦起来了，我印象特别深。他耳朵有点聋，声音还特别大，他说：在哪儿呐？！那声音把我吓一跳。我把徐先生扶到工作室，就把《研山铭》打开给他看。徐先生看了也有四十多分钟，看特仔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看。他就说这个“龍”字儿为什么这么写？就问我。这个“龍”字儿是倒插笔。先写这半边儿（右半边）再写这半边。我说您别急，您家就有《中国书法全集》。我就从他家书架上把《书法全集》的米芾卷拿了出来。找出了六个米芾的书法里面带“龍”字的。徐先生看过后，说：行了，我放心了。一个老专家，他看东西看得非常仔细，对一个细小的细节都特别重视。

他说：3000万！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时他汗都显出来了。

当时财政部也听说这个消息了，来了两个同志，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卖给国家？还说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卖给国家，我们就不给文物局海外文物抢救基金。当时说句实话，因为我是个企业，你说这话，对我有点大了，再说了，这关我什么事啊。不过他也可能知道我是从博物馆出来的，我有这个情结，他们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他是从国家，从民族的大义上这么说的，这东西也应该卖给国家。

当时主要有两方面在买，一个是襄阳市，来了一个副市长，代表襄阳六百万人民，买。他们来了十几个人，拍卖会举着横幅，说：我们代表襄阳，六百万人民。其实当时我们就已经讲好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领导就跟我谈，说：3000万！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时他汗都显出来了。我说这样吧，2999万！我让你一万，佣金我们拍卖公司就不收了，因为这是国家的钱。而当时私下里，有人给我4500万。还有就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何慕文，美国的汉学家，他来看过《研山铭》，说：我看过72件米芾，就这件没见过。他说这件东西我看是真的，我们博物馆可以买吗？我说不可以。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美国人。他笑了，说你们对我有偏见，我说没有。我说这么优秀、这么高水平的东西到中国了，还是中国自己老祖宗的，让你美国人买走了，中国人没面子。我说钱我可能没你多，但是我可以采取行政手段不卖给你，这是我的得失！

当初我告诉傅先生这东西卖家是多少钱买的，他就觉得是我挣了国家一千多万块钱，

这件东西就这样跟国家文物局谈好了，多少钱都是他的。卖完以后当时就被取走了，我跟着武警一起把东西押到了故宫。

而关于《研山铭》我们公司十一个月的工作运作，直接费用就耗进去了109万，我收卖家是6%的佣金是180万，加上我们间接的费用，等于这个东西卖完我就不挣钱。后来还是卖家贺先生觉得挺对不起我，他给了我10%的佣金，这样公司才挣了100多万。可是后来我见傅先生的时候，傅先生就对我特别不高兴，意思就是我挣国家的黑心钱。我当时想跟傅先生解释，他挥挥手：我不听你解释！ 所以说这个事儿，他对我有误会。当初我告诉傅先生这东西卖家是多少钱买的，他就觉得是我挣了国家一千多万块钱，可是这东西是人家投资，不是我挣的啊。文物进入市场后值多少钱，是根据市场上的价值规律。在市场的价格上，可以对国家有一些优待，但你不能就强买强卖，这样我觉得就偏离了拍卖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了，失去了一种平衡性。实际上当时这东西可以卖7000万，我让卖家3000万卖给国家，人家是不是还少挣了？当时我就跟卖家说，这我帮你买的，你必须卖给国家！你不卖不行，你也挣够钱了。

我不怕跟外边人打仗，跟外边打仗，我就跟军舰出海似的，我不怕我的对手再强大，我跟美国人打仗是三比三，在国际市场上买东西，我买回三件我输了三件，耿耿于怀，在我回忆录里都会写上。但是我最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同志委屈你，误解你。所以你要说我，我说我这个人并不高尚，但是我这个人还是一个性情中人。

我一生气，好！你们这么想我，你们别买了，我买！

中国文物网 有人说，文物回流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表现。没有必要在文物回流和国家民族尊严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易苏昊 这是相对的。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要广大，越广大，越接近真相。

一件艺术品，它有三个价值，第一是历史价值，第二是艺术价值，第三是科学价值。比如说苏富比刚刚拍完的乾隆帝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以六千三百三十八万成交，刷新白玉世界拍卖纪录，他仅仅就是一块白玉那么珍贵吗？首先它是个国玺，是乾隆皇帝的印。正因为乾隆是一个盛世的皇帝，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包含着深厚的文化！买家买的是什么东西？买的是民族文化！当然，对于海外回流的文物，我不否认这里面有它的经济价值，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买股票不就行了嘛。

在这儿讲一笑话，当初华辰拍卖，有两方从德国回来的，康熙御玺“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对印。20万，我让别人买，别人想，那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买？ 他这么想我，以为这东西是我卖的呢。我一生气，你不买，好！你们这么想我，你们别买了，我买！我把买家全打跑了，我352万买了，加手续费390多万。因为这个印很特殊，它是康熙70大寿的时候给康熙刻的印。当时大家在讨论刻什么印文，大家把印文写好后，让康熙来选。他一看，就选择了 “戒之在得”。这个“戒之在得”是孔子说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戒之在得”字面的意思是说，人老应当慎戒因得到而产生的满足感、精神颓废和苟安现状。所以说，“戒之在得”是一种很深的哲理。最后，买了一年以后，这两方印的印文内容在我的挖掘宣传下，卖得特别高，再卖时是800万。现在我要跟这个人再买回来，那就得1800万，估计他都不会卖。那么这种东西他的宣扬价值是什么，还是他的历史价值。

我不完全同意“知物不知价”这个观点，这在文物进入市场领域的状况下，是不对的。当文物流通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正常的运作下，文物的价值越高，我们应当越欣慰，这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可，也是文物作为瑰宝的另一方面体现，说句实话是随着中国的地位在涨。一个民族，在它走上强盛的时候，他会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们5000年的民族也是靠着文化在凝聚的。

“关心”体现正确惜宝情结

中国文物网 您怎样平衡国宝回归与人类共享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易苏昊 对于这个东西，我是一分为二看，作为这个东西，在国外博物馆展出了，也不是一件坏事，它也是宣扬中国文化，说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创造了这样的文明。这东西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能把它对立起来。现在国外也有人在花重金购买中国的艺术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重视中国；中国的艺术品价值在不断攀升，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华文化在攀升。

对于我们的国宝，我们应该是关心。关心被非法掠走的海外文物的回归；关心被海外收藏、展现我国文化魅力的艺术。一个国家的人，看着国外自己的东西都不关心，都觉得爱怎么怎么着，有钱就卖，那这个国家能强大吗？这民族有希望吗？肯定没有！作为中国人，心里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情结。不能任由我们的东西到处流浪，而我们连起码的关心都沦丧了。

看走眼不丢人！

中国文物网 海外回流文物的保真风险是怎么样解决的？

易苏昊 首先你在海外拿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解它的来源，比如说多穆壶。现在这个多穆壶引起争议了，但是行家啊，都知道他是真的，专家也都知道它是真的。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出了，你去找这方面的专家，他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议，这是允许的。对于我们来讲，会看走眼，这不丢人。如果是我没有认识到这个东西是假的，那是我的失误，但是我不是明知它是假的还去卖。苏富比原来的拍卖官叫朱利安·汤姆森，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们苏富比昨天卖过假的，今天卖了假的，明天还有可能卖假的，但我们不会成心卖假的。我们也在跟作假的做斗争，但在拍卖行里，作为拍卖官，你的良心是什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真诚。到今天，我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一点。

相比以前黑衣短寸头、略带尚武精神的抖擞风貌，易先生灰白的长发反而带出了几分飘逸。我不得不像董家耀先生一样，一再地抛离准备好的访问提纲，顺着易先生朗朗的叙述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对于易先生，对于中贸圣佳来讲，可能这完全不是一种形式上的问答对话，更像一种追诉，中贸圣佳对于国宝回归的意义，国宝回归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

交流碎片

遗憾

我还帮另外一个公司做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没做成功。因为2003年的SARS，这个公司经济上跟不上了，当时四个工地开工，这些工人一天赔多少钱，就把他赔趴下了。很可惜。这博物馆，没做成，但东西买了不少，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藏家

台湾有个大收藏家来了我这里两次，说要买《研山铭》。这里还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收藏家原先不买古代画，他就买近现代的，张大千、齐白石。我就跟他说，你买近现代画你是个高中生，你什么时候买古代画，你就是大学毕业，你敢买宋元画，你博士后。他听了话挺刺激的。可是后来，他真的买上古代画了，也成了我的竞争对手了。

官司

现在我还打着官司呢，那人非说我卖的东西是假的，是十几块钱从潘家园地摊儿上买的。这件多穆壶是今年3月7号，从海关报关进来的，是英国最大的收藏家，也是英国东方艺术品委员会主席理查德·P·马奇先生（Mr. Richard P Marchant ）收藏的，马奇先生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是埃及国王法洛德收藏的，法洛德哪来的呢？是英国贵族卖给他的，英国贵族哪来的呢？圆明园抢的！

媒体

那时候很多电视台都来采访我，我轰走好几个。别采访我！我给过金庸一篇关于我的报道，是吴欢找的我。因为小时候去过吴祖光和新凤霞家，他们都特别喜欢我，吴祖光还曾经给我写过字，后来吴祖光和新凤霞的遭遇都挺坎坷的，所以吴欢求我的时候，我是有求必应。

爱国

美国小学的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本封面上印的是：我热爱美利坚合众国，我热爱星条旗！美国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年级到三年级是不变的，封面永远是这个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