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福建贝丘遗址消亡的原因——与蔡保全先生商榷

贝丘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人类生活居址，其产生与全新世以来气候变暖、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以贝类为主要食物并定居从而形成贝丘遗址的聚落形态。但是导致贝丘遗址消失的原因除环境因素外，还不得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蔡保全先生在《从贝丘遗址看福建先民的居住环境与资源开发》（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一文中对福建贝丘遗址的消亡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尚有商榷余地。

某地贝丘遗址的消亡，反映了居民以捕捞贝壳为主的经济方式发生改变，在什么情况下居民的经济生产方式会有这种改变呢？一般认为：１、贝类资源相对较少或者没有，无法提供居民足够的食物。由于贝壳的生存习性，海平面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导致贝壳种群和数量的变化，但是除此之外，人类的过度捕捞也会导致贝壳种群和数量的变化甚至消亡，２、贝类资源丰富，但是有更多更好的其它食物，使得居民不再愿意继续食用贝壳。

蔡保全的观点概括为：海平面并没有导致福建沿海贝类资源的变化，在贝类资源依然丰富的情况下，由于先进的农业产生，导致了福建贝丘遗址的消失。显然，其观点难以立足，原因有三：１、仅凭据海平面的变化来判断贝类的消亡与否，而忽略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过度捕捞对贝类的影响；２、武断认为在贝丘遗址消失以前福建不存在农耕经济：３、片面认为农业生产会主动取代贝类采集。

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期福建沿海地区贝类资源已日益枯竭，贝类捕捞经济逐渐衰弱，如：１、贝壳文化层的分布范围逐渐变小，早期时期遗址中贝壳文化层随处可见，但晚期则仅在局部地区分布；２、贝壳文化层的厚度也发生变化，正如蔡文中所述“闽东北从６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遗址贝壳厚度从０．８米增至３米，最后又变薄为０．０５米”；３、贝壳捕捞难度加大，也如蔡文所述“从６０００多年前到２０００年前，贝类中生活在潮下带—浅海的种类由缺乏到存在，最后达到１／４，说明人们开始是在海滩、岩岸处采食贝类，慢慢地发展成偶而涉水捞贝。最后，向深水取食便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

试问，如果遗址附近便有丰富的贝类，福建先民为何还要甘冒生命危险去下海作业？因此上述现象只能是贝类资源日益枯竭的体现。

什么原因导致福建先秦时期贝类资源的日益枯竭呢？的确目前尚未发现海平面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点蔡文也赞同。在目前尚未发现海平面导致贝类资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类活动对其影响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令人可惜的是，由于以前发掘手段的落后，福建贝丘遗址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目前尚无法通过比较不同时期贝壳种群和同一种属大小的变化来观察福建先民对贝壳自然生长的影响程度，但是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例证。研究人员通过柱状取样法对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出土的贝壳进行测量，发现属于下层出土的蛤仔以３０—３５毫米居多，而上层的则以１０—２０毫米的为主，几乎胶东半岛所有的贝丘遗址均存在这种现象。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时居民长时间地捕捞某种特殊的贝类食用，迫使此种贝类持续地非正常死亡，从而影响了这些贝类的自然生长规律。他们还通过对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研究认为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消亡与当时人口的不断增多、贝类来源的严重不足有密切关系。

因此前文中福建贝丘遗址中贝壳文化层的变化既是贝类资源日益枯竭的一种体现，也是当时贝类来源的严重不足、相对人口压力出现的反映，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了贝类的不断消亡。

考古资料也显示，先秦时期福建的先民在捕捞贝壳的同时，也进行了农业的种植生产，与外来的文化传播毫无关联。

如昙石山中层、大帽山、溪头和庄边山遗址中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通体磨光，有长方形石锛、有段石锛、凹刃石镰、长方形石刀、石铲、石斧等，这些石器便是刀耕火种农业耕作和收割的代表性工具。另外，在东张遗址的烧土中还发现了稻草痕迹，南安狮子山遗址的草泥烧土中也发现了稻草壳的痕迹，反映了福建先民已经种植稻谷类粮食的历史现实。此外，在昙石山、溪头下层还发现家猪骨骸，说明了对动物的利用处在从早期的捕猎发展为饲养的阶段。

由于农业和家畜经营性生产经济的出现，使得陶器手工业独立成为可能。陶器火候很高，普遍采用轮制，纹样规范，还发现不少几何纹样，其器形也相对复杂，有釜、罐、豆、杯等器形，

聚落内涵也可反映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如遗址面积一般在２万平方米左右，并发现了多处聚落遗迹，居住建筑也较先进等。东张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叠筑的长方形墙基，地表为草拌泥黄泥抹面并烧烤；黄土仓的房屋残痕也反映了草拌泥黄泥抹面烧烤的地面建筑形态。这些定居性的聚落出现，没有稳定的原始农业为基础是无法实现的，农业在其经济生产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上述考古证据充分显示了新石器时期福建先民独立自主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事实，因此蔡保全所认为的“北边吴越文化的移植改变了闽东北区原始人类的饮食习惯，使他们放弃了贝类资源的利用而进入了农耕经济阶段，从而导致了贝丘遗址的消失”等论断缺乏事实依据。

既然福建贝丘遗址的消亡与外来的农业毫无关系，但是否与本地的农业有关呢？一般来说，在采集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主动放弃采集而从事劳累的农业生产的，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可以反映，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长期滞后的例子也可说明。张光直先生便认为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华南富裕的采集狩猎族群，延缓了其农业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就贝丘遗址而言，福建先民同样不会主动放弃对贝类的依赖，只有贝类资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才不得不逐渐加大对农业的种植，贝丘遗址中农业经济逐渐发展、而贝类等海产品的捕捞经济日益衰弱的过程也说明这一点。

从上可知，人类的过度捕捞会引起贝壳种群和数量的变化，由于人口压力的出现，在贝类已无法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放弃对贝类的依赖而加强对农业的生产种植，贝丘遗址便逐渐消亡，农业经济取代贝类捕捞成为经济生产的主体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贝类资源枯竭下人类为了生存的一种必然结果。福建贝丘遗址的消亡与当时人口的不断增多、贝类来源的严重不足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