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时间赛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保护过程中依然存有各种悖论。是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还是鼓励改革与创新、与时俱进？对此，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和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使其得到有效保护。

“除了音乐，我什么都听不清”

2月6日，作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之一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像往常一样在寺内例行演奏。已有近600年历史的智化寺京音乐，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难学、易忘、少人知。也就是这样的音乐在今年有可能作为“文物”加以保护。

智化寺京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民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曾有两百多首曲子的智化寺京音乐，如今只剩下四五十首，传承者也只剩下84岁的张本兴一人。智化寺京音乐正面临消亡的危险！

2001年，昆曲申遗成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保护中能否保证充足的经费始终是个难题，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办公室主任石振怀告诉记者，北京市今年对所有38个申报项目的投入仅有400万元，其中还包括普查以及宣传费。智化寺京音乐同样摆脱不了经费紧张的困境，“今年即使一些项目进入了市级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也不能指望政府拨付所有的费用。”负责智化寺管理工作的文博交流馆馆长王丹介绍说。

不仅是经费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凭依的传承人也在逐渐消失。如今，张本兴的听力衰退得厉害，采访他时要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即使这样他也很难听清问话。他说：“除了音乐，我什么都听不清。”

我们现在要跟每一分钟赛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说，中国仅是口头文化传承下来的习俗生活，就能列举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陕北春节习俗中的民间艺术：古老的社火、民间剪纸、民间秧歌、转九曲、燎火塔、皮影戏、面花等等都蕴含着古老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满了鲜活野性的生命风采。类似的珍贵无形遗产不胜枚举。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昆曲艺术和古琴艺术已先后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专家指出，目前，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外来文化的装饰替代了传统装饰；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掌握一定传统艺术技能的民族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后继乏人。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养等工作相当薄弱，资金、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比如陇东的皮影，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00多个剧目，现在最好的艺人只能演20个剧目。

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文化上的趋同。我国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这更加重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

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冯骥才曾在不同场合指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每一分钟都在流失。”他呼吁，“我们现在要跟每一分钟赛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含着诸多悖论”

很多国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危机感是从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那一刻被唤起的。社会开始反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和非物质遗产的态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它不局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中国的文化被别人认同并不是坏事。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保护。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保护。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含着诸多悖论。保护的概念首先就是一个悖论。保护的原本意思就是维持原状态，让它停留在某一时空。这里悖论出现了，运动是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定会往前走，必定会有新形态出现。”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康保成教授认为：“绝对的原汁原味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昆曲，早已不是明代的昆曲。春节过了多少年多少代，但几乎每代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活态的，这就意味着它必然要发生变化。”

“我们面对的是当下的文物状态，不必刻意地恢复它的原始状态。事实上，哪种状态算是它的原始状态，这一点也是模糊的。刘魁立接受采访时感言，假冒历史是可怕的。

事实证明，企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凝固在某一个时间状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曾有一位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士，自己出资，招募了一批擅长少数民族舞蹈的年轻人。为了保持舞蹈的原始状态，避免当代文化的影响，他把电视藏起来，不让这些年轻人看。结果，夜里12点，这些年轻人还是偷偷把电视搬了出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悖论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与人类个体的利益的冲突。刘魁立举例说：“比如窑洞是民俗，但为了保护这种民俗，让当地老百姓再住进窑洞行吗？他们有权利享受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舒适与便利。”

智化寺京音乐的保护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1991年的北京市第一届文物节上，来自河北固安的6个少年让京音乐传人张本兴眼前一亮：他们演奏的音乐和宫廷音乐相近。

他们来自素有中国音乐之乡之称的河北固安县，从小学习吹奏古乐。1991年底，屈永增等6个少年正式到智化寺学习京音乐的演奏。

“当时给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原先解决北京户口的承诺最终也没能兑现。”文博交流馆馆长王丹至今还感到歉疚。

“那几十块钱哪敢花啊，只够每个月的饭钱。”屈永增这样告诉记者。由于生存条件的窘迫，这6个学徒1996年陆续离开了智化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要“与时俱进”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智化寺京音乐一样，商业价值不大，对于它们的保护只能靠有限的行政拨款，许多传承人是在牺牲个体利益的情况下保护着濒危的遗产。不少专家认为，这样的保护方法缺少人文关怀，失去了对于人的关心。

另一些地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倾向正愈演愈烈。这些遗产的传承人不必再固守清贫，然而遗产又怎么样了呢？

“开发一个毁一个。”刘魁立近乎绝对的口气中流露着遗憾，有一些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为顾客表演婚礼仪式、送荷包、喝交杯酒，把正剧性质的东西都变成喜剧、闹剧。久而久之文化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就失去了其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

“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也持否定看法。

可是谁又有权力制止遗产的传承者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追求经济利益呢？“现在，70%的农业人口，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离土离乡的人，他们同样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难道能够要求他们为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某种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而牺牲自己、固守贫穷吗？”刘魁立从反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又是一个悖论。

原生态保护与商业开发都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怎么办？康保成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充分利用文献和田野材料，进行遗产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并利用现代化的影视技术，尽可能客观地录制和保存21世纪初的遗产状况。其次，鼓励一部分遗产持有者，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保存技艺，传授技艺，使某种遗产成为博物馆艺术（藏品），并具有传播和传承的功能。再次，允许甚至鼓励改革和创新，用一个恰当的名词来说，就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