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我们来宋庄干什么？

艺术家自由聚集从圆明园转移到宋庄，最早来的几个艺术家，是嫌圆明园太闹；紧接着来的，是被海淀区警察“围追堵截”“逃”来的。而艺术家大规模聚集在宋庄，乃至聚集在上苑村、798、索家村、费家村、草场地、酒厂、环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消费时代或者说是艺术品商品化的产物。总体上说，早期更多一点的自由主义理想，渐渐被商业化出路的心态所代替，所以这个时间提“宋庄精神”，就有炒作之嫌。

当然，艺术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好坏难于一言以蔽之。艺术商业化和艺术之间有点象水和舟的关系，商业之水可以载艺术之舟，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赞助艺术机制的国家，艺术家尤指自由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艺术商品化的途径，这也是近几年我在不违背独立批评和不取利的原则下，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当地政府合作，努力建立一个良性艺术产业环境的原因。

但是商业之水亦可覆艺术之舟，流行图式依然是宋庄艺术家创作的主要问题，如大量从方力钧光头符号衍化出的大脑袋；大量政治波普和艳俗结合的图式；以及大量从写实主义技术出发，依赖一种图式，带点观念、意象、超现实主义因素，并有点表现性手法的“点子图式”（观念化的过于直白的社会、政治、人生经验拼接成某种图式）等等。这些流行图式大多从当代艺术中买得好的作品中衍化出来。而体验生命过程和生命感觉的作品，需要有独特的图式画面处理技巧，象方力钧创造出光头符号和强烈的色彩、淡化笔触的画面感觉；毛焰的凹凸不平的敏感笔触；刘煒烂兮兮的笔触和造型；张晓刚大家庭的图式和类似民间画工的光滑笔触；岳敏君的傻笑和怪异动作的自画像；杨绍斌暴力图式和流淌的笔触的创造等等，而 “宋庄一代”的画家们，有图式但缺乏独特的画面技巧。

早期聚集在圆明园和宋庄，作为一种自由与边缘的艺术，是相对艺术被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限定而言的独立立场和态度，不能离开这个针对性谈自由，艺术家不要高估自己的自由身分，乞丐和流浪汉不是艺术家，因此，我们强调艺术自由时，首先是艺术中的个人感觉，而不是流浪汉的身份，自由身分不能保证好的艺术。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成功艺术家当年所处的生存语境，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独立、自由和边缘的意义，不再象以往那样有明确的针对性了，在较以往更多元、更个人化的文化情境中，无数个个人象汪洋大海，个人化的语言创造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对于聚集在宋庄的艺术家，当消费文化的背景把早期聚集本身的独立性给淹没了之后，每个人面对的是双重压力――商业和什么是有价值的个人化感觉。

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赖于艺术家个人的心灵自由、独立和灵魂的自我拯救。但是，艺术品一旦产生，就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所以，不是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都可以为社会所共享，我们完全不从艺术名利场的角度看所谓成功，那是这样一种艺术品――它负载了能够为社会所共享的个人感觉，或者说，艺术家必须能够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参加到全社会新的审美标准的建立之中，才真正有意义。但是对于每一个人，这个“成功”的过程是自己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我一贯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君子慎独”，管好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存感觉，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逐步探索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觉。对于每一个艺术家，对于我自己，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以上的话，算是与参展的艺术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