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

“汝、官、哥、定、钧”，定窑是宋代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白瓷以其色白、质薄、釉润、纹饰丰富而精美著称于世，美誉“天下第一”。关于定窑的历史及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定窑白瓷铭文的研究，由于缺少一定的实物资料，尚涉及甚少。多年来，笔者从古代临安(杭州)收集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定窑瓷器的铭文，特别是南宋时期后刻的铭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可谓开一代先河而空前绝后。同时，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折射出浓厚的南宋宫廷色彩。为此，笔者以收藏的实物，就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的某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与研究。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纯属业余之作，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请中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定窑白瓷铭文的刻制方式和基本特征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宋王朝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灭亡后周创建以来，历经九帝九传168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称为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历经九帝九传152年，至1279年陆秀夫广州负帝，宋卫王投海宋亡，称之南宋。特定的历史铸就了特定的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瓷器，自然会有时代的烙印。

综观笔者收藏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虽然数量和品种较多，但其刻制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装坯烧窑前刻制的，数量很少，是北宋初官府定烧和宫廷定制的御用品。如“官”、“尚药局”、“乔位”、“子温”等。对于这类铭文，笔者称它为“北铭”。另一种是瓷器运到宫廷后，根据需要后刻上去的，铭文的多数属于这一类，它们是南宋宫廷的专用器物。如“奉华”、“德寿”、“寿成殿”、“皇太后殿”、“内苑”等。这一类后刻的铭文笔者又称其为“南铭”。

烧窑前刻制的“北铭”，由于刻制工序的不同，又有釉上和釉下之分。釉上刻制的铭文主要见于盘、碗、洗底部，铭文是在坯胎上釉阴干前，在釉上连同坯胎一起刻、划而成，刻出的铭文字体露胎，见“乔位”、“官”等，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之“釉上款”。当铭文刻在器身或盘、碗内底时，为了考虑瓷器的美观，铭文刻在半干的坯胎上，然后上釉烧制，使铭文完全被罩在釉下，如“尚药局”。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它为“釉下款”。烧窑前刻制的铭文，据笔者长期观察它和定窑刻、划花纹有十分相似之处，也有刻和划之分。刻者，重也。多用金属工具，字体线条较宽，所刻部位较深，有明显的刀锋，刻出的铭文颇具书法效果，如“官”字铭文。划者，轻也。多用竹制工具，字体线条较细，部位较浅，笔画粗细基本相等，铭文有如圆珠笔书写的效果，如“乔位”、“子温”。

宫廷玉工后刻的铭文，笔者从查阅有关古代玉器制作资料和长期实物观察中，找到的答案是用一种叫砣子的圆形工具刻制而成的，工具的具体材料还无法考证。史书记载商代的玉器上有使用砣子的痕迹。唐宋时期是玉器发展的精制期，托子的工艺技术应该相当成熟了，这从笔者收藏的当时用砣子在龙泉窑瓷片上曾试刻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其坚硬锋利的程度，并不逊色于今天的切割工具。用砣子刻制的铭文，字体工整，笔画欠自然流畅，以直行为主，缺少自然转弯和笔锋。刻出的笔画呈中间粗，两头尖之势。这和砣子转动时的落点和收点有关。为了显目，铭文刻制后多数还填上朱砂一类的红色颜料，见图十六、十九、二十、三十六等都留有明显的红色痕迹。

二．定窑白瓷铭文的分类和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内容和宫廷相关的虽然较多，但经整理、归类大致可用二种类型来区别。一种是以瓷器的使用单位来表示，铭文多刻有宫廷建筑的名称和为宫廷服务的某些官署机构的名称。另一种则以瓷器使用的主人来表示，有后妃、宦官、皇亲、外戚等，并以他们各自的职位、封号、姓名出现在铭文中，他们是宫廷生活中的主要成员。现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有宫殿名称的瓷片有：“殿”、“德寿”、“奉华”、“皇太后殿”、“寿成殿”、“坤”、“寿慈殿”、“东宫”、“承光”、“锺秀”。

铭文“殿”，均为盘底残片，印花。“殿”字铭文近年发现较多，并见于高丽窑、官窑、越窑等窑口，器型以盘、碗为主。“殿，帝王所居及朝会之所或供奉神佛之所为殿”1。笔者分析字款和庙宇有关的可能性不大，而和南宋宫殿有关，理由有三：其一，“殿”字定窑白瓷制作规整，釉色牙黄且滋润，纹饰精美，非民间用品。同时与“殿”字相关的铭文还有“殿库”、“殿徐”、“殿辛”，都和宫殿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二，南宋帝王崇道轻佛，如是施舍之物一般均会写明施主姓名之类的文字和庙宇殿名。其三，“殿”字铭文除了定窑白瓷外，还见于官窑、高丽窑、越窑等窑口的瓷片，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这些高档瓷器的，同时“殿”字铭文发现地点以中河南端的望江门、通江桥、卷烟场附近居多，距离大内不远。但是有一点曾让我们百思不解，为什么当时玉工不直接刻上宫殿的全称，而只刻一个“殿”字？最后笔者在查阅大量有关南宋时期的史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答案。

北宋之后，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改元建炎。三年闰八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为行在所，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对南宋行宫初创时的情况，当时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中对绍兴间行宫作了如实记述：“今大内，旧杭州州治也。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以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宰相用事，始作慈宁宫。十二年和议成，因作崇政殿。十八年仍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于是禁中已复营祥曦，福宁等殿。苑中有澄碧观堂，凌虚阁等。而上又自作复古殿，损斋，实所常御也。”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皇宫，厉朝都建有数以十计的宫殿，以备举行各种国家大典时用。北宋汴京的皇宫亦有三十多处以适应各种隆重仪式所需。而刚刚草创的行宫是无法一一具备的，由此一殿多用途，一殿多名称便应运而成。一殿多用和一殿多名是南宋初期宫殿的一大特点，在诸书中都有明确记载。《梦梁录》卷八《大内》云：“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chen2)；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堙(yin1)为明堂殿。次日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云》：“文德殿，绍兴十二年建，正衙，六参官起居。紫宸(上寿)，大庆(朝贺)，明堂(宗祀)，集英(策士)，以上四殿皆文德殿，随事揭名。”《宋史》卷85《地理志&S226;行在所》曰：“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以上所提到一殿多用，一殿多名的情况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梦梁录》和《咸淳临安志》二书所指的殿名不包括《宋史》记载的垂拱殿，应示为两殿。王应麟《玉海》中云：“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庚子十二日，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诸司屋宇147间)，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只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为之，朔望则权置账门以为文德，紫宸殿。按射殿则以为选德，策士以为集英。”明显是把崇政与垂拱各作为一殿的。

王应麟在度宗时曾任礼部尚书。《咸淳临安志》的作者潜说友为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点检行在瞻军激赏酒库所。他们为同一时代人，所说大内情况应有一定的可靠性。由此“殿”字铭文为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的殿名无疑。

由于宫殿名称随事易名的不确定性，给宫廷玉工在刻宫殿名称时带来麻烦，最后只能以一个“殿”字统而代之。“殿”字铭文也为后人研究，了解南宋初期历史和宫殿状况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

铭文“德寿”盘底残片，印花。“寿慈殿”盘底残片，印花。“德寿”指德寿宫，是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退位居住的宫殿。以后诸帝大都效学高宗退居此宫，它是由望仙桥东面的秦桧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德寿宫旧址的范围，以现在的地名来定它的四至：“南至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盐桥大河，东至城墙(即今吉祥巷、织造马弄)，范围之大，是可以想见的”2。德寿宫规模之宏制，建筑之华丽，花园景色之奇秀与皇宫无异，故有“南内”与“北内”并称。宋&S226;岳珂《□史&S226;行都南北内》载“……桧薨(hong1)于位，僖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zhi1)常州通判xuan为光禄丞，留莅(li4)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逐请罢煊，并迁庙主于建康，逐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ying1)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请陛躬朝，岁时烨(ye4)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梦梁录》卷八载：“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卷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廷御之，逐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匾曰康寿。……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匾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匾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逐废。”由上而知，德寿、重华、慈福、寿慈四个殿，各因主人的更换屡有更改名称，但实为一处。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禅位三子赵敦，移居此宫改德寿为重华宫。后来宁宗赵扩奉养他的祖母宪圣太后住在这里，又把重华宫改为慈福宫。后来奉养寿成太后住居这里，又将慈福宫改为寿慈宫。铭文“寿慈殿”就是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史书记载与其相符。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定窑》一文中，讲到的定窑白瓷铭文“慈福”，应该是宪圣皇太后吴氏居住时的殿名“慈福宫”。虽然至今未发现“重华”的铭文，四个殿名已有三个被发现，剩下的一个它的存在是可能的。

铭文“奉华”折腹盘残底，内外刻牡丹纹，北宋遗物。“奉华”指“奉华堂”而言。是德寿宫的一座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婉容所居。刘氏临安(今杭州)人。入宫为红霞帔(pei4)，迁才人，累迁婕妤(jie2 yu2)，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贵妃，颇恃宠骄侈，宫中号刘氏为大刘娘子。据传她喜爱书画，并刻有“奉华堂”印一枚，它曾在自己收藏的一幅名画中钤“奉华堂”印一方。“奉华”铭文除定窑白瓷外，还见有汝窑、高丽窑等窑口瓷片，器物均精美且多为北宋宫廷遗物。北京、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奉华”铭文的传世瓷器，铭文均为后刻，字体工整，同出自宫廷玉工之手。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发掘钧台窑址时，在窑址出土一件钧窑出戟尊，底部刻有“奉华”铭文。值得注意的是该字铭是器物成型后在未入窑烧制时刻制的，这显然是北宋的遗物。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奉华”的名称在北宋时就已存在。南宋初期很多方面都沿用南渡前汴京旧制，是否在宫殿名称上也有这种情况呢？事实是存在的，例如北宋皇宫有文德、紫宸、集英等殿名，而南宋也沿用了这些殿名。但“奉华堂”在“德寿宫”内，由刘婉容所居的事实，史书早有记载。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云：“……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刘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院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逐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于官家则剧”。

铭文“皇太后殿”折腰盘残底，印花。铭文“坤”碗底残片，印花。“皇太后殿”顾名思义指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梦梁录》卷八《大内》载：“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大官及殿长，内恃，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又云：“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回诣(yi)紫宸殿”。

由上可知“皇太后殿”又名坤宁殿，位置在皇宫大内，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铭文“坤”，据笔者考察应是坤宁殿的简称，当时宫殿名称以简称的形式刻制并不少见，如“寿”、“华”分别是宫殿德寿和奉华的简称。同时古代有主阴阳，乾坤之说，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以坤极，坤元指女性中最高贵的皇后。《宋史&S226;后妃列传&S226;真宗刘皇后》：“章献明肃处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贵，功德莫与为比”。“坤”字铭还见于官窑、龙泉窑瓷片。

铭文“寿成殿”碗底残片，印花。“寿成殿”史书未见记载，经分析应该和寿成皇后有关。淳熙十六年(1189)，肖宋禅位于第三子赵敦是为光宗。尊孝宗为“至尊寿皇圣帝”(简称寿圣)，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此时孝宗已从大内移居德寿宫，皇后谢氏应随他同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寿成殿位置应在德寿宫内，时间约在绍熙年间。“寿成殿”铭文除定窑外还见于官窑、汝窑。笔者有一个汝窑铭文残片，惜铭文残缺不全，仅可见“成殿后阁”四字，若完整的铭文应为“寿成殿皇后阁”，铭文的内容所指寿成皇后的住所更加明确。

铭文“东宫”大盘残底，印花。留有旧时曾用银皮补过的痕迹。“东宫”指皇太子居住的宫殿，在大内东部，其位置可能在今馒头山东部。《宋史&S226;地理志》云：“在丽正门内，孝宗，庄文，景献，光宗皆常居之”。据《行在所录》又云：“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日内资堂。迨为太子，越旬日即受禅；乾道七年，光宗升储，始于丽正门内之东，建太子宫门”。按此推算铭文“东宫”刻制的时间在乾道七年(1171)以后，器物的主人时为东宫太子的光宗可能性较大。

另外刻有宫殿名称的铭文还有“承光”、“锺秀”。史书上均未见记载，也无从查考，留作以后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制宫廷官署机构的铭文有“尚药局”、“内司”、“阁子库”、“后苑”、“内苑”、“德寿苑”、“苑”、“苑天”、“后苑三”。

铭文“尚药局”盒子残片，口沿下由右向左釉下横刻“尚药局”三字，盒盖残片刻龙纹，北宋宫廷遗物。“尚药局”为官署名，后齐置，属门下省。设典御及丞各二人，总知御药事。另设恃御师，尚药监各4人。隋炀帝时属殿中省(因避杨忠讳)，置奉御二人，直长四人，又恃御医，司医，医佐等员。唐高祖武德六年(618)改殿中省，掌供奉皇帝饮食、医药、服御、幄□、舆(yu)辇(nian)、余次之政令。以殿中监为长官，少监为副长官。总管六局：尚食局掌膳羞，尚药局掌和剂诊候，尚乘局掌乘骑，尚衣局掌衣服冠冕，尚舍局掌次舍幄□，尚辇局掌舆辇，尚药局为六局之一。宋代沿置，然无尚乘局，另设尚酝局。北宋时，尚药局一度属宣微院。《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后苑、御膳所、六尚局、翰林司、仪鸾司、八作司、修内司……”。南宋时尚药局仍属殿中省管辖。刻有“尚药局”铭文的盒子应该是装药的，属北宋宫廷御用品，有可能是高宗南逃时随身医官所带之物，数量不会很多。

铭文“内司”碗底残片，无纹饰，略粗。“‘内司’即‘修内司’，官署名。宋代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以内恃省使臣2人，入内内恃省使臣1人管理”3。《宋史&S226;官职志》载：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宋初期，修内司曾负责烧制官窑曰“修内司官窑”。《坦斋笔衡》中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好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由此得知，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外，还兼烧官窑。南宋初创时，战事不断、百废恃兴，官署多有裁并是可以想象的的。另外铭文“内司”发现地点在中河通江桥南端，离太庙旧址和修内司营地不远，和史书有关记载相符。

铭文“阁子库”洗子底残片，内刻荷花纹饰。“阁子库”是机构名称，属皇家私库。《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皇城图》中所标位置在大内和宁门西北侧，内司机房旁边。对于“阁子库”的记载《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说：“……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上于阁子库取赐五两数珠子一号，细色白段各十匹，太后又赐七宝花十枝，珠翠芙蓉缘领一副，又移坐灵芝殿有木犀处进酒”。文章中上指太上皇高宗，他从阁子库取珠宝赏赐小刘婉容等人。从以上情节看阁子库应是帝王私库。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阁子库”右侧还刻有“婉仪位”三字，小刘婉容即刘婉仪。“宋高宗妃，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进美人，与刘婉容俱得宠，进婉仪”4。宫中称刘贵妃和她为大小刘娘子，宫中帝王对妃子赏赐是常有的事，把定器作为赏赐物品赐给妃子也是可能的，对于是否是刘婉仪之物就难说了。

铭文“后苑”碗底残片，内刻双鱼。“后苑”是皇宫的后花园，同时又是官署机构的名称。《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下属各机构把后苑列为第一位，后苑多为宦官管理，但它不只是皇家后宫的一个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宫的园圃，供帝王、后妃们游玩观赏，消夏避暑的去处。“自延和殿循庑而西，进入后苑。这里“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yao)”。有“三堂三，临池上，左右为明楼，有蟠桃亭，又西为流杯堂，跨水堂，梅岗亭，北为四并堂，皆咸淳五年(1269年)重建。其余四时花木，各题雅名……”5。后苑的位置应该在凤凰山的西北部。

铭文中和“后苑”相关的铭文还有“内苑”、“德寿苑”、“苑天”、“后苑三”、“苑”等。铭文“内苑”中内指皇宫大内，“苑”指后花园，和“后苑”意思相近。“德寿苑”指德寿宫中的后花园。“后苑三”指后苑的某一处。“苑天”、“苑”所指更为广泛，它即可指大内和德寿宫的后花园，也可指如聚景园，玉津园等皇家花园，为此“苑”字铭文是铭文中最多的一个字款。

定窑白瓷铭文中与宫廷后妃有关的铭文有“婉仪位”、“婉”、“才人位”、“贵戊”、“乔位”、“关位”、“陈位”、“嘉位”。

要明白有关后妃铭文的含义，首先要对宋代后妃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一大概的了解。《宋会要》后妃4之1称：“宋朝承旧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义、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宋史》卷163《职官志》亦云：“内命妇之品五：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曰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日婕妤，日美人，日才人，贵人”。尽管二者记载不尽相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后宫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史书记载宋朝后妃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级：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二，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明道三年特设)，以上为正一品；三，大仪(景德二年增设)，贵仪(仁宗乾兴元年增设)，涉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大中祥符六年增设)，以上为从一品；四，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上正二品；五，婕妤、正三品；六，美人，正四品；七，才人，正五品。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就可对有关铭文进行分析了。

铭文“婉仪位”盘底残片，印花。“婉仪”是妃嫔中的一个职位，她在贵妃之下，从一品，是由帝王加封。高宗宠妃刘氏(小刘婉容)曾被封为婉仪。“位”的释义有二。一指对自己职位的代称，相当于做官的人对自己称本官的官字。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高宗宠妃刘婉容逐奏太后曰：“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其中本位的位字就是对自己职位的称呼。其二指某妃子的官邸宅所。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云：“……诸殿属，缉熙殿、垂拱殿、睿思殿、资政殿、观文殿、皇后殿、贵妃位、淑妃位、美人位、才人位、后苑、阁下”。文章中按等级对皇后的住所称殿，皇后以下贵妃至才人均称位，此时“位”字又有官邸和宅所的意思了。由此铭文“婉仪位”是否可解释为某位居“婉仪”职位妃子的官邸和宅所。

铭文“才人位”，由于铭文残缺，分别由盘底残片铭文“才人”和碗底残片铭文“人位”组成，瓷片均为印花。才人职位在美人之下，正五品。高宗宠妃婉容绍兴十六年就当过才人，该瓷器应该是妃子中某才人使用过的器物。铭文“才人位”和铭文“婉仪位”是相似的，无非职位不同而已，可释义为妃子中某才人的官邸和宅所。刻有此类铭文的还见有汝窑“贵妃位”。

铭文“婉”盘底残片，刻荷叶纹。“婉”字据分析可为“婉容”和“婉仪”的简称，“婉容”定窑白瓷铭文至今未见，而“婉仪”所见较多。到底是婉容还是婉仪就很难说了，但“婉”字铭文瓷器属宫廷某妃子之物是没有问题的。

铭文“贵戊”碗底残片，内刻荷叶纹。贵字从妃嫔的封号中查找为贵妃的简称可能性较大，“贵妃”铭文定窑白瓷中未见，而见于高丽窑、汝窑瓷片中。“戊”字应和刻制时间有关。

铭文“乔位”，釉上款，洗(破修复)，高2.4厘米、口径11.4厘米、覆烧，口沿镶铜扣。内刻一条蟠卷的漓龙，矫健生动、线条流畅，呈牙黄色釉。从龙的纹饰、制作工艺看应该是北宋晚期宫廷定烧之物。铭文“乔位”指某姓乔妃子的官邸宅所。北宋晚期，后宫中姓乔的妃子会是谁呢？从北宋晚期皇帝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的妃子中资料显示，唯徽宗的妃子乔贵妃姓乔。“乔贵妃，宋徽宗妃。初与韦妃共恃郑皇后，后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贵妃得幸徽宗，逐引韦妃，二人愈相得。徽宗、钦宗北迁，贵妃与韦妃俱从。韦妃将还，贵妃以金50两赠金臣高居安，愿平安护送还江南。又举酒酌韦妃，祝她为皇太后。因已无归期，大哭以别”6。韦妃为高宗生母，绍兴十二年和议成迎还，封皇太后。乔贵妃送别韦妃后终未回归，死于五国城。她的遗物怎么会在杭州？是否当时临别时赠送韦妃，还是她的亲属南迁时所带，不得而知。

铭文“陈位”盘底残片，内刻荷叶纹。“关位”盘底残片，印花。“嘉位”碗底残片，印花。铭文“陈位”、“关位”、“嘉位”指三位不同姓名的妃子，其含义是和“乔位”是相同的，所不同的“乔位”是北宋遗物，在烧窑前就刻制好了，而后者是南宋后刻的，是三位妃子曾使用过的遗物。

帝王宗室、后妃外戚等，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享有的特权与宫廷关系密切。定窑白瓷铭文中与他们相关的有“荣国”、“高平郡”、“希哲”、“子温”。

铭文“荣国”碗底残片，外刻多层莲瓣纹，内底刻双鱼，刀法流畅。该铭文是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杨贵妃三姊妹被唐玄宗封为“虢(guo)国”、“秦国”、“韩国”夫人的资料中受到感悟。铭文“荣国”可能与其类似为皇室某妃嫔的封号，查找的资料最后和光宗的李后有关。“李皇后(1145——1200年)，宋光宗皇后。安阳人，字凤娘。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以为凤娘当母天下，言于高宗，逐聘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进定国夫人。乾道四年(1168年)生嘉王。七年，皇太子妃。太子即位，册为皇后”7。由上可知，李后封“荣国”夫人时，宋光宗还未升储太子，时为恭王，李后为恭王的妃子。铭文“荣国”据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乾道四年前(1168年)至隆兴年间。

铭文“高平郡”盘底残片，印花、纹饰精美。“高平郡”从词义分析显然为封号，但史书资料显示它可以是某郡王的封号，也可以是某郡夫人的封号，又可以是某郡主的封号。那么究竟是谁人的封号呢？查找中笔者一直未能找到高平郡王和高平郡主，却从《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一书中找到高平郡夫人其人。绍兴十四年，宋高宗生母韦氏归省家庙其宗族推恩，“侄右武郎韦谦除右武大夫，依前带御器械，武经郎兼阁门宣赞舍人韦谠、韦讯并除右武郎，武功郎兼阁门宣赞舍人韦谊特与转武翼大夫，贵州次史，秉义郎韦忻(xin)特与转两宫。侄女：令人韦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次需(孺)人特封高平郡夫人，次安人封和义郡夫人，次特封咸宁郡夫人，次特封感义郡夫人，次孺人特封恩平郡夫人，次永嘉郡夫人特封福国夫人……”8。绍兴三十年韦氏附庙时亲属推恩情况：“三十年四月九日，诏显仁皇后附庙，亲属并与依例故推恩，以侄韦讯、谊、忻各与转行三宫……侄女福国夫人韦氏与加封一等，永嘉郡夫人韦氏、高平郡夫人韦氏、和义郡夫人韦氏、咸宁郡夫人韦氏、感义郡夫人韦氏、恩平郡夫人韦氏各封二等，孙女五人并与封安人”9。以上二次推恩加封中看，高平郡夫人是高宗生母韦氏的侄女，加封高平郡夫人的时间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铭文“高平郡”如果就是高平郡夫人的话，刻制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后不远的日子。

铭文“希哲”盘底残片，印花。笔者在阅读《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一书时，书中有一人魏希哲与此铭文有关(不排除同名的人还在)，但从记载的时间和情节上分析存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此事成立，铭文“希哲”是指名字了。建炎四年，隆佑太后孟氏“建炎四年天申节合得骨肉恩泽四人，先次将二人回授予亲属于文资合补授名目内安排，一名亲弟女之夫进士魏希哲，一名亲弟女之夫进士晁公肖，一名亲姐之子敦武郎赵铭之，诏并令吏部依条执行”10。绍兴六年，隆佑孟太皇后病死，太常寺奉皇帝之命对其遗族推恩，“勘会昨来钦圣宪萧皇后上仙后，特推恩二亲弟宗回、宗良，皆系节度使，封永阳，永嘉郡王，亲侄各转官，无官补官……内本宗，异姓缌麻以上亲妇人已有封号人加封一等，未径封号人与封孺人，无服亲侄女之夫，承事郎燕仰之，通仕郎魏希哲各转一官，选人比类推行”11。二次推恩中均有其亲侄女之夫魏希哲，并在绍兴六年始转官，估计官职并不大，在定器上用名字的方式刻制铭文合乎情理。有幸的是从上述记载中，笔者收藏的另一官窑铭文“永阳”也找到其主人。铭文“永阳”为隆佑孟太后亲弟弟宗回所封“永阳”郡王的封号，刻制时间和铭文“希哲”相近，离绍兴六年后不会太远。铭文“希哲”和铭文“永阳”同时出现的巧合与史书记载的内容又相符合，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

铭文“子温”釉上款，烧窑前刻制，无纹饰。碗底残片，支烧。铭文“子温”瓷器应是北宋宫廷遗物，时间约在中期，词义上分析可能是宫廷某人的字号，史书中没有查到记录，留作以后考证。

宦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本质讲他们仅仅是皇帝的家奴，服务于宫廷。刻有宦官的定窑白瓷铭文有“陈押班”、“□秋押班”。铭文“陈押班”，残碗片，无纹饰。“押班”是宦官的官职，“陈”为宦官的姓。内恃省是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恃省统辖亲信宦官。《宋史&S226;职官六》云：“入内内恃省与内恃省号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恃禁中，服役亵近者，录入内省。拱恃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恃省。”前后两省虽同为宦官机构，差别却很大，只有后省才是服务内宫的，其地位远高于前省。入内内恃省(后省)宦官的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恃殿头、内恃高品、内恃高官、内恃黄门等。内恃省(前省)宦官的职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恃殿头、内恃高品、内恃高官、内恃黄门等。两省除最高长官称谓有所不同，押班以下完全一样。“押班”职位在宦官中已属高职，并经常跟随于帝后左右，凭借主人的权势，在宫中享有一定的特权，在享用瓷器上当然会占有一席之地。铭文“□秋押班”碗底残片，刻花词义与上相同，所不同的“押班”前□秋的称呼不同而已(秋字前因残缺一字)。

在众多与南宋宫廷有关的定窑白瓷铭文中，有二款是非常特殊的。铭文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用瓷对象，真实地揭示了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紧缺情况。铭文一“供大官食合用”，盘底残片，印花。铭文“供”指供给，“大官”指“太官令”，“食”指吃，“合用”指共同使用。太官令一职始于秦、汉，一直延续到宋。《后汉书&S226;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宋史&S226;职官志》：“太官令：掌膳羞割烹之事。”南宋时期，太官令的职能基本没变。《武林旧事》卷八《皇子行冠礼仪略》中说：“……太官令奉馔(zhuan)，设于皇子席前，皇子□(音：晋)笏(hu)食讫，乐止执笏，太官令撤馔，礼直官等复引掌冠赞冠降诣(yi)□(lei)洗……。”瓷器上有“太官”的资料见于隋代。197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12定窑白瓷铭文“供大官食合用”中的大官就是太官。太子下方和官子上方笔画中都有一点，省略合用一点便成大官了，现代文和古文横直书写的不同也是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大官一词在史书上出现是较多的。如《梦梁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中载：“……十一日，庙中有衙前乐，教乐所人员部领诸色乐部、诣殿作乐呈献。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盏，各盏呈艺。”太官令虽然掌膳食而直接服务于皇宫帝王，但在定窑器紧缺的南宋初期，只能几人共同使用这个盘子而不能一人独享。

铭文二“□贡君用十只”碗底残片，内刻双鱼。铭文贡字前因残缺少一个字。“贡”字和前“供”字不同，有进贡、贡奉的意思，非随便可用，与其后的君密切相关。君、为君王、天子。历代封建王朝的臣下都对皇帝称君。帝王在封建社会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享用的东西不受任何限制，但铭文中只刻有十只，碗也并不太精致，简直不可思议。但从某些反映南宋初期的史书记载中就容易理解了。“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增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13“车驾初至临安，霖雨不止。叶梦得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上曰‘亦不觉窄，但卑(bei)湿耳。然自过江，百官大军皆失所，朕安敢求安。”14在疲于奔命的战乱中，一次能享用十只定窑碗也是非同一般了。定窑白瓷的短缺在次可见一斑，“君”字是君主的事实如成立，主人非宋高宗莫属了。

三．定窑白瓷铭文形成的历史根源

在烧制后的瓷器上刻制铭文丰富多彩，以反映南宋宫廷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定窑白瓷铭文，是南宋时期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特定的历史文化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独特的定窑白瓷铭文，离不开南宋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研究分析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形成的原因，还要从南宋时期走过的历史轨迹中去寻找。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后，侥幸避免被俘虏的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匆匆即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高宗即位初期，时局混乱，战事不断，常处在金兵追杀逃亡之中，颠簸长达十二年之久。绍兴八年和议成，始正式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和女真以淮水为界，南北处于分割对峙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宫廷的瓷器来源极不稳定，定窑等窑场又处于金人管辖区，由此定窑瓷器从来源途径上和北宋时期相比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失去从窑场直接获取定窑瓷器的机会，同时也就失去烧窑前刻制铭文的可能，这是后刻铭文形成的前提和主要原因。正如汪庆正先生早年指出的：“我们是否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北宋时期，宫廷指令各瓷窑烧造贡瓷，在窑场就刻上使用宫殿的名称。南渡后，南宋朝廷当然不可能得到北方瓷窑的贡品，只能通过贸易获得所需要的宫廷用器，其宫殿名称当然也只能在器物到了南方后再加刻了。”

其次，赵构从即位以来一直没有固定的都城。他从南京到扬州，从扬州到杭州，从杭州去建康回到杭州，从杭州逃往越州，从越州跑到明州，从明州航海到台州，从台州取道温州回越州，从越州回到杭州，从杭州至平江，从平江再回到杭州，从杭州复止平江，从平江移跸建康，最后从建康回到杭州始正式定都。在长达十几年的转战逃亡中，宫廷及随从百官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混乱的集体生活中度过的，在此一日三餐是不可少的。膳食中由于餐具的短缺和定窑白瓷的颜色和纹饰又非常相似，极易换错，萌发刻制属于自己瓷器铭文的念头因此犹然而生，铭文中许多“张”、“李”、“宇”等带姓字款可能就源于此。

再次，南宋初期宫廷所需瓷器估计是由负责膳食的有关机构集体从贸易中购进，然后根据不同等级分配到皇室各部门和个人手中。其中的一部分分配前玉工就刻制好铭文，一部分获得瓷器后由部门自己按所需刻制。这从许多不同铭文，字体又如同出一人之手刻制的现象和不同铭文同为一种器型和纹饰的特征，可以得到说明。瓷器的紧缺和分配是铭文形成的必然结果。

另外，定窑瓷器在南宋时期其珍贵程度在官窑之上，与宫廷常用来赏赐可能也有点关系。明&S226;田汝成《西湖游览余志》卷三中说：“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hu)下以罗帛(bo)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qi)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未，次亦银铤，酒器、冠铤、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定器，官窑之类……。”对于被赏赐的定器有时刻上自己的铭文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定窑白瓷后刻铭文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和非常复杂的，以上观点仅为笔者不成熟的推测，供大家探讨、指正。

四．定窑白瓷铭文消失的原因

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在南宋历史的长河中悄然消失和它突然出现一样，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心。研究定窑白瓷铭文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南宋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瓷器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其发生演变的内在原因。笔者初步分析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八年(1138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产生和形成时期。此间女真族割据北方，窑场大多遭受严重破坏，窑工大量南逃，瓷器生产处于低谷(包括定窑)。赵构即位后的朝廷已经失去对北方窑场支配的特权，并处在长期转战逃亡之中，这个时期宫廷居无定所，瓷器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出现瓷器分配专人使用的迹象，如“供大官食合用”、“□贡君用十只”。这个时期有铭文的定窑白瓷铭文除少数为旧宫廷遗物外，其多数是后购进北宋晚期的民窑产品。

第二阶段：从绍兴八年(1138年)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发展和延续时期。南宋自绍兴和议后，与女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宋政权渐趋巩固，京都临安生活相对稳定，经济逐步发展。定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百废待兴，因祭奠等重大活动急需大量瓷器。官窑还在初创时期，宫廷瓷器的供需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瓷器的来源除官窑、龙泉、景德镇等窑场外，仍大量需从贸易中购进，定窑白瓷仍出在分配状态。定窑白瓷后刻铭文的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刻制的，如“殿”、“后苑”、“内苑”、“奉华”、“德寿”、“婉仪位”等等。这个时期的铭文很小部分如“奉华”等为北宋遗物外，多数为南宋、金时期的产品。器物以盘、碗为主，印花居多，纹饰主要为双鱼、荷花、缠枝牡丹、菊花等。定窑窑场经过较长时间的修整，开始复苏，产品质量已明显提高。

第三阶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趋于消失的时期。此间南宋经济已相当繁荣，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官窑生产已据规模，景德镇仿定窑产品已趋完美，龙泉已能生产高质量的粉青、梅子青釉青瓷，朝廷可随时到官窑和南方诸窑烧制自己所需的产品，瓷器供需矛盾已趋缓和。这个时期所见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不多，有“寿成殿”，大约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倦勤后刻制的。笔者收集并有年代可考察的最晚的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为“寿慈殿”(当然不排除今后有更晚的铭文发现的可能)。“寿慈殿”是宁宗赵扩继奉养祖母宪圣皇太后吴氏以后奉养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宪圣皇太后于庆元三年(1197年)十一月病死，年83岁。”寿成皇太后谢氏应在此后居住寿慈殿，铭文“寿慈殿”由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庆元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后刻铭文消失的下限时间定在嘉泰左右是以此为根据的。当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下限时间会有所变化。

五．结束语

瓷器上的铭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特征。刻有铭文的定窑白瓷虽然占实际使用瓷器的比例很小，但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状况，揭示了定窑白瓷在南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宫廷生活的主要用瓷之一。定窑白瓷铭文的产生、发展、消失的轨迹与南宋历史发展同步，铭文为几天今天人们研究、了解南宋的历史、宫廷生活、人文建筑等提供了非常准确的珍贵实物资料；开辟了一块新的研究园地。个别铭文为重现历史、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将体现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六．附录

1．编：《中国皇室宫廷词典》，吉林文学出版社，1998年。

2．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同1。

4．同1

5．同2

6．同1

7．同1

8．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S226;后妃》。

9、10、11、同8

12、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S226;第五辑），1999年。

13、(宋)李心撰：《朝野杂记》甲集卷二。

14、(宋)王明清撰：《挥□余话》四部丛刊本。

15、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S226;第五辑）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