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哥窑瓷器的讨论

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40周年，于1992年10月21日到23日在上海举办了“哥窑瓷器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和美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

哥窑瓷器是中国古陶瓷界长期研究的课题。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将它宋代名窑瓷器以后，一直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但是，宋代文献中却不见任何有关记载；元、明时期的记载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不可尽信。加上哥窑遗址迄今未见，墓葬和窖藏中也不见典型的“传世哥窑”器，目前尚无法用考古材料与传世实物加以对比印证。因此，关于哥窑瓷器的一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学术界在诸如哥窑瓷器的时代、产地、性质，哥窑与官窑的关系，乃至对历代文献记载的认识以及近年来各地出土相关器物看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观点。这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把长期以来哥窑研究中的问题提出来，共同探讨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讨论、交流，以期把哥窑瓷器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在论文及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汪庆正(上海博物馆)就哥窑瓷器的有关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

1．明《格古要论》将“哥哥窑”分为早、晚两种，早期产品质优者与宋官窑相似；晚期产品为“元未新烧”，胎土粗、釉色差且同类器物成批、成套生产。另据元《至正直纪》记载分析，早期哥哥窑的时代应在元至正十五年之前不久，而“元未新烧”的那类只能是临近元亡的几年生产的。上海青浦县任氏墓群出土文物中有几件与宋官窑十分相似的瓷器应就是上述早期哥哥窑瓷器，且年代也相符合；而南京明初汪兴祖墓出土的瓷盘和安徽安庆、江苏溧水窖藏出土的器物则更接近元未新烧的晚期哥哥窑器。综观这些器物，可以将其比较接近的特点归纳如下：

A．基本为黑胎，多数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B．釉色主要为灰青色，有的与官窑相近，个别为月白色；

C．器型随属仿宋官窑，但并不十分相像；

D．釉面主要为大纹片或细纹片，并不见大小纹片相结合者；

E．底足处理和典型官窑十分接近，圈足内壁呈平滑的斜坡状，很少有类似龙泉窑厚釉器圈足内壁为凸弧形的；

F．盘、炉、洗等多为支烧，支痕为圆形呈深黑色。有的器物内底有套烧的支痕。

2．传世哥窑瓷器虽然不见于考古材料，但是其本身的一些特征使人们对它的时代性产生怀疑。传世哥窑的主要特征有：

A．多数为米黄色釉，少数是黑胎灰青釉。釉面大小纹片结合，且纹片有色，呈“金丝铁线”，这是传世哥窑的主要特征，不见于其它宋瓷；

B．多数器物为垫烧，很少有支烧器；

C．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贯耳扁壶等少数器物外，多数为元代流行的器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三足鼎，在新安海底沉船中也有发现；

D．炉一类器物的内底常有因套烧而留下的圆形支痕。精制器物采用套烧工艺，在宋代和明代都十分罕见；

E．圈足内壁多数为凸形圆弧状，很少呈平滑的斜坡状。这与宋官窑及前述哥哥窑均不同，而与龙泉窑厚釉器相类似。

据此，传世哥窑瓷器绝大部分应是元代的产品。至于是否也有宋代的产品，据目前情况，有待于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具有宋代造型风格的器物进行深入研究。

3．关于哥窑瓷器的产地，在没有发现窑址以前尚难下结论。但是传世哥窑器圈足的处理方法不同于宋官窑而与龙泉厚釉器相类似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4．“传世哥窑”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指宫廷旧藏的一批特征相似的器物。它们既不见于墓葬，也未在窖藏中发现，存世量并不多。其性质当属官营窑厂制品。

朱伯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郊坛下南宋官窑和哥窑进行比较，提出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1．官窑器式样丰富而哥窑器式样较少。且官窑一部分器物上贴扉棱或铺首的现象不见于哥窑。

2．官窑器胎薄而哥窑稍厚。官窑前期釉薄为灰青色，后期釉厚呈粉青、青绿等色，釉层纹片无色亦无大小纹片结合者；哥窑釉色多米黄、月白、灰青等，釉质润泽如酥，釉中纹片大小相间，且普遍染色，呈“金丝铁线”状。

3．官窑前期大多采用支烧，后期产品因釉厚而改用垫烧；哥窑器则支烧、垫烧兼有。

李辉柄(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文献研究入手，结合器物对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1．文献中的“哥窑”应指浙江龙泉大窑、溪口窑址所发现的黑胎厚釉青瓷。它们不是所谓“龙泉仿官”，而就是文献中由“章生一”所主的窑。哥窑属民窑，时代为宋代。

2．有金丝铁线特征的所谓“传世哥窑”则是文献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据文献记载，其产地在杭州凤凰山，时代为南宋前期，早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

张福康、郭演仪(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各自的论文和发言中都提出了哥窑瓷器是北方产品的观点。张福康根据传世哥窑的胎釉成份，对各地制瓷原料进行模拟配方计算，得出用浙江地区原料无法得到传世哥窑配方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两种设想：其一，传世哥窑是北宋官窑产品，宋室南迁时带来南方；其二，如果传世哥窑在浙江烧造，那么所用原料来自北方汝窑、临汝窑一带。郭演仪则根据传世哥窑瓷胎的具有“高铝高钛”的特征和釉中含钙偏低，钾、钠含量偏高的情况，初步认为传世哥窑瓷器在河南地区与北宋官窑瓷器一起烧造的可能性最大。

王莉英(北京故宫博物院)、程方英(上海博物馆)、苏玫瑰(英国David基金会)等对哥窑瓷器产于北方的观点持赞同意见，并认为其时代应为金代至元代，属官窑性质。

耿宝昌(北京故宫博物院)对目前被广泛引用的“传世哥窑”成分数据的标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他指出：目前所用数据，均来自60年代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一件“传世哥窑”标本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这是迄今唯一进行过的有关分析。但是这件标本并非清宫旧藏，而是1940年孙赢洲先生从北京东四牌楼“天和斋”古玩铺购得的一个碗底，1956年随其它文物一起捐赠给故宫。因此其来源有问题，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传世哥窑瓷器。

何惠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从器物风格与产地地域的关系来探索哥窑的产地。指出南方青瓷的造型在北方青瓷中是找不到的。南方器物较多仿自铜器和其它工艺品造型，如鱼耳炉、惯耳瓶等即受铜器的影响；胆瓶则是受唐代琉璃器的影响。哥窑瓷器中常见的葵瓣造型的盘、碗是从南方漆器造型中来的，在北方漆器中则少见这种造型。宋代南方漆器产地都在太湖南岸一带，以湖州、杭州为主。追溯到唐代的金银器中也有葵瓣造型的器物，其产地从出土情况看，主要也在淮河以南。当然不能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在研究美术史的具体问题时，风格与地域的关系不能忽视。

张浦生(南京博物院)认为哥窑的产生与南宋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的生产者的主观意图是生产仿官窑的器物，但后来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仿制先在南方龙泉一带，以后北方也开始仿，因此产地既有南方、也有北方。时代也较复杂，有宋代的，也有元代和明代的。其性质则应属民窑。

荒井幸雄(日本东洋陶瓷学会)认为目前关于哥窑瓷器认识上的一些混乱，是由20年代故宫接收清宫文物登记时发生错误引起的，有些东西尚未有定论就被记录者随意确认了，造成了诸如哥窑和官窑以及和后仿哥窑的混淆，而这在清代是分得很清楚的。通过查阅《唐英日记》和《广储司文书》可以了解清代官窑生产仿哥窑瓷器情况。“宋哥窑”是南宋中期烧制的有蟹爪纹、鱼子纹等开片的青瓷。“传世哥窑”则是南宋未、元代和明初各地民窑竟相仿制上述“宋哥窑”青瓷的产品。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汪庆正先生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观点，因此是有收获的。首先大家基本上都肯定了哥窑的存在，大多数人认为它属官窑性质，产品仅供宫廷使用。典型的哥窑器具有米黄釉和“金丝铁线”的特征，传世至今者很少。其次，关于哥窑瓷器的产地，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A杭州、B龙泉、C北方。北方说是一种新观点，有待于今后对可靠的传世哥窑标本进行科学分析加以证明。再次，关于哥窑的时代，大家比较接近的观点是：典型哥窑器基本上属于元代，也有可能早到南宋后期，但大都应在元代早期和中期。如果传世哥窑即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话，那么其年代应在南宋前期。至于研究哥窑如何结合文献，元及明初文献中提到的“哥哥洞窑”、“哥哥窑”都说是灰青釉而接进于宋官窑，不见有米黄釉和金丝铁线的记载。明代中期以后的记载则多讹误，不甚可靠。那么，如何在米黄釉金丝铁线的哥窑和灰青釉类似宋官窑的哥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是今后需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后，明、清时期仿哥器为何只见灰青釉一色开片的，是否也有米黄釉金丝铁线的？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为了使会议更有成效，上海博物馆在各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将各地收藏和近年出土的一批与哥窑研究有关的重要文物、标本借调来沪，于会议期间供与会者观摩比较。会议采取现场观摩与即席发言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讨论，会场气氛十分活跃。会议决定，将与会代表提交的有关哥窑瓷器研究的论文结集出版，以推动哥窑研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