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受损 该由谁来负责

近日，有1000多年历史的国宝级古画《潇湘图卷》受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问题的再度思考——

刘春声：中国民俗钱币收藏家

刘亦：北京考古工作者

李响：北京法律工作者

卢葳：本报记者

日前，五代董源的名作《潇湘图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展出时受损。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国宝级文物第一次在博物馆中出现损伤，早在2004年，国家文物局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约有30％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不乏三星堆青铜器、《临华山碑》这样的国宝级藏品。此后又传出多起国宝级文物受损事件。

在又一个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人们不禁深思：国宝受损，该由谁来负责？我们的文物保护究竟还有多少漏洞？

责任推给加湿器太过可笑

刘春声：损伤国宝无异于犯罪。

得到《潇湘图卷》受损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痛心。这可是五代名家董源的代表作呵，在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故宫只此一件。这么一件一级甲等的文物居然还令其受损，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太成问题。

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故宫对外反复强调的加湿器，而在于责任心。如果故宫的工作人员能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所谓“意外”？即使这件作品在私人藏家手里，也决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藏家比博物馆更懂得珍惜自己的藏品。可是话说回来，有几个人家里能有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又有谁家的条件能胜过故宫？

再往远了说，中国古代有许多王朝对文物保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比如宋代、明代、清前期，连封建王朝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拥有高新科技的现代博物馆怎么就做不到？身为一个国家级博物馆，居然推诿客观原因，这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回答，应该深刻检讨。

李响：故宫的回应比国宝受损更令人气愤。

国宝受损令人气愤，但连日来故宫给出的回应让人更加气愤。现在的状况是很多重视国宝的人既见不着宝贝，又说不上话；而有能力去保护的人，又根本就不在乎。

从国宝受损到故宫发布正式回应，已经过去了五六天时间，故宫方面自始至终都把这件事解释为意外事故，所有报道中提到“人为原因”的都是故宫外的声音。从事发当日的隐瞒不报，到后来的匆匆了事，以及对于惩办责任人至今支吾不详，反而让一个加湿器来“顶包”，故宫的回应令人心寒。这是一场没有原告的官司，或许他们觉得根本就不用对大众有所交代。

《潇湘图》卷整件事给我的感觉就是博物馆体制太有问题，其关键在于拿主意的人不是专家——或者说不配做一个真正的文博专家。像在哪儿装空调啦，什么违规展出啦，这肯定都是领导在拿主意，而且可能还有滥用特权的情况。我相信，如果说了算的人是文物专家，他应该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肯定会很在意、很小心。

刘亦：问责制一片空白。

这条消息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级博物馆里是太“正常”了。但这其实又是个极其荒谬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问责制，每个人都在推卸，推到最后是加湿器有问题。可怎么能就这么算完呢？整个博物馆的陈设、结构，总该有人负责吧？王熙凤打理荣国府尚且知道要责任到人，谁那里出了事儿，就唯谁是问。

最可气的是故宫回应后的消息报道，只强调发现及时，修复成功已无大碍，然后再落一句不痛不痒的“官话”：教训是深刻的。明明是国宝受损，最后反而成了好事儿了。

事实上，此前发生的多起文物事故，处理方式都是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那些损坏文物的相关责任人仅处以扣奖金、写检查等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仍继续留在文物保管部门工作。这次要不是有人在网上及时戳破，很可能也是如此。这说明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存在严重漏洞，问责制一片空白，起不到预防事故发生的作用。

博物馆始终没搞清自己的定位

刘亦：文博系统还拿自己当衙门呢。

博物馆对待文物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于自身的定位就存在偏差。本该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博物馆、图书馆，却还把自己当成衙门。平常去图书馆借本儿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根本没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老百姓自己也应该硬气起来，要有纳税人的意识。是纳税人出钱养了博物馆，如果博物馆做得不好，老百姓就会向政府问责：“凭什么拿我们的钱去养那么一个糟糕的博物馆？”可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博物馆觉得是公众在求它。我用不着费劲去策划展览，照样有人给我交钱看东西，而且摆什么老百姓都得看。对博物馆也应该用温总理说的那句话：“人民养了你，你自己看着办！”

此外，这里也存在整个社会怎么去认识博物馆的问题。去博物馆究竟是为了什么？特别是像故宫这样的博物馆，有多少人是去旅游的，多少人是去参观的？故宫自己又究竟把自己当成什么？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博物馆，觉得自己不承担博物馆所应当承担的一些责任，那么公众对它们不妨也换一种态度，特别是收藏家，就完全没必要把文物捐给它了。

刘春声：博物馆离老百姓很远。

一方面是对文物的保护不力，另一方面我们的博物馆在文物利用上也做得远远不够。像在大英博物馆等地，只要我是纳税人，我就有权利查看藏品，而且可以上手。只要提前预约，到了那里工作人员会为你拿出手套，不论你看多久，工作人员都会在一旁静静等候。在中国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我前阵子去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在当地博物馆里看到一枚大定通宝，文字说明是民俗花钱，我手上就有一枚，面文和那枚一样。对此泉界历来有争议，而这一枚是有出土地点的，可以作为佐证。但是展品只有一面对着观众，看不到另一面，这就影响了展示的完整性。哪怕拍个背图呢？我们的博物馆不只是对文物保护不重视，对于文物的展示、介绍，也显得不很上心。

当然也有对很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在为我们的文博工作努力。我有一次路过大连的旅顺博物馆，想进去看看，但已经到了闭馆时间。当我说明来意，工作人员马上表示全部上岗，把灯全都打开，就为给我一个人参观。在岳阳博物馆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令我十分感动。

文博单位的定位偏差归根到底是政策导向问题。在党政领导干部第一次公开招聘的时候，由于是首开先例，要拿出一些不重要的部门来做试点，这其中就有文物局副局长。

现在国家和许多私人收藏家都在出巨资从国外把国宝级文物买回来，我们自己却不重视。据了解，目前有些地方博物馆的经费中，一年只有5万元用于藏品征集。而今天在市场上买枚上等的民俗花钱，也不止这个价格。

另外我们对国宝级专家的待遇，也显示出了国家对文博界的重视不够。朱家氵晋来先生在世时，我曾去午门探望他，进门的第一印象，就像破庙里坐着一个泥胎。我问朱老您这儿怎么这么黑，他说不能太多电线，怕失火。朱老先生可以称得上故宫和中华文化的守望者。解放之后故宫和避暑山庄空空如也，全靠从民间搜集上来，才又有了大规模的馆藏。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朱家溍的父亲从民间收购之后捐给国家的。而朱老自己却过得非常清贫。

还有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曾卖掉了自己的宅子以2.1万元买得《虢国夫人游春图》捐给国家。文革后期他从下放地回到北京开会，同来的部长们都开着车，只有他是儿子推着自行车给驮来的。国宝级专家的境况尚且如此，何况没有生命的文物呢？

李响：期待文物教育的殿堂。

听父母说他们小的时候去故宫，藏品随便看，而且还都是真的。如今呢？很多大殿只能从门外透过玻璃瞄两眼，还很有可能是个复制的。我不明白这是文博工作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事实上，博物馆应该充当一个国家的文物教育殿堂，作为艺术的一部分也好，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也好，毕竟文物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在国外，去每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孩儿，都是老师带着来上课的。我觉得他们好幸福，能那么近距离地端详凡高、莫奈，能坐在提香的名作前照着画鲜花、美人。而我们呢？别说照着画了，想看一眼都难。

其实国内好东西多得是，中华大地出土了多少宝贝啊！可是由于大家没见过好东西，于是就觉得中国没好东西。美国虽说只有200年历史，见什么老东西都当宝贝，博物馆里起码什么文物都大大方方给展示着，让大家都能看到。

现在小孩儿春游，宁可下着雨爬山，也想不到去参观博物馆。说到底还是缺乏教育，孩童时代就没有文物意识，长大后再怎么宣传也是徒劳。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要让老百姓对文物保护有所重视，首先要让他们能真正接触到这些文物。

文物保护是全民的事情

刘春声：民间收藏家责无旁贷。

文物保护不是几个玩儿家的事儿，而应该是全民的事。作为公众中最能接触到大量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收藏者，对此更是责无旁贷。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流传下来有两个途径：一是人们的口耳相传，二是文物。只有将历史物化在每件东西里，我们才有可能梳理出自己民族的历史。因此，收藏者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在我们手里，就一定要保管好，不能当“刽子手”。

不过，做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不能只满足于做个“仓库保管员”，还要主动发掘藏品的历史内涵，特别是当前传统文化面临着断代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很大缺失。因此，如何发挥既有文物对公众的教育是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此外，文物局作为文博界的最高领导机构，其职责不仅仅是制定和修改《文物法》，还应针对文物的征集、保管、研究、利用等每一个环节都出台相应政策，并且对全社会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呈现出全民重视文物保护的新局面。

文物系统不是总强调位置问题吗？我用句套话：有为才有位！

刘亦：为全民文物保护买单的不该是老百姓。

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是没错的，作为任何一个公民，对文物保护都有一份责任。这种保护可以表现为不破坏、了解其中的文化、传播相关的知识等。但问题在于，谁为这种文物保护的行为来买单？当然不能是老百姓，而必须是政府。

民间力量自发的表现固然很好，但如果政府将这份账单直接丢给私人收藏家，那么我们文物保护行为的性价比就太不合适了。因此，在民间收藏者热情高涨的同时，政府和文博机构如何让这种全民文物保护变得更理性，更公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