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小箭的《从失语到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

王小箭作为批评界人士，对这个江湖可谓是谙悉有素，点到之处不乏透彻。至于他把批评吹捧现象划为“骂派”，这显然是恶意之语。他对“捧派”与“骂派”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不仅缺乏是非原则，也是一种自作高明的酸腐作派――“酸派”。我所以撰文回应，那是因为他引用我的《水天中吹捧吴冠中说明什么》一文中‘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作为“骂派”脚注。我的行文语式虽有些绝对化，可跟“骂”毕竟有区别。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有谁活得有脊梁骨?如王小箭所说那样：以往文化话语是权力的“奴婢”，而今日沦为商业的“奴婢”。

1、“浮躁”说

王小箭用“浮躁”来概括中国当下艺术批评，依据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这显然对批评新力量出现的否定，即一些批评家不具备批评资格。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无论市场的有序或无序，浮躁的批评均为短命行为。他写道：“批评是艺术的舆论，艺术市场的洗牌当然以批评为前风。既然批评就是市场的洗牌，市场的洗牌又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占有批评话语也就加入了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准备好了的，还是没有准备好的，都来通过批评来占有话语权。所谓浮躁，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

王小箭言外之意：只有象他那里研究25年“符号”和“语义”的人才有资格出来做批评。然而，这种酸腐之语的背后则是一种不作为的“失语”;类似王小箭较早在美术评论界抛露头角的“老骂派”，不是占有话语权便是成为话语圈子里的亲属，不可能再以批评者角色出来说话;其直接的失语，在间接纵容“捧派”的肆无忌惮。之所以，王小箭将恶意的将新批评力量当作“新骂派”，不反省作为老骂派不作为的失语表现，反倒尽说一些酸腐之话，竟不理解新“骂派”迫于恶势而不得不出来说话。

事实上，“没有准备好”要占领批评的话语权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准备好的如何批评，或者批评倾向于商业还是艺术。艺术批评在正常学术规范下应当是完全独立的，为艺术与社会服务。艺术市场随着学术性批评而跟进买单或投资同样是正确的，如果资本直接操纵艺术与批评，其最终是伤害市场。市场的交易对象是艺术家创造力和批评家判断力的价值。一旦资本行为伤及这两者便必定影响其自然增值的可能性。

恶性的批评如王小箭所说：“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另一部分则成为艺术媒体的经济来源，即所谓‘版面费’。这种局面最终使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连坐台都没资格，文章不要稿费都没地方发，使艺术家要么跟风，要么出局。因为一旦市场经营者摸透了市场的‘脾气’，就用不着在意批评家的‘脾气’和艺术家的‘脾气’了。”

以上的情况吻合中国当下批评界与艺术及市场的关系，这与我在《艺术批评的艰难》所说一致。王小箭把种反常的艺术批评现象归结于一种“失语”，从语义来说，它是一种误导性的“胡言乱语”。中国艺术与批评一直处于“乱语”状态，从前是服从政治的意志，今日是服从经济的逻辑。我批评“吴冠中现象”主要针对评论界“捧派”的大一统格局，包括原先的“骂派”不是失语便是转而成为“捧派”，甚至肉麻得令人难以安奈的地步。批评家为生财或生计而疯狂“乱语”，它比不知所云的失语更为可怕。

2、“洗牌”说

王小箭以“洗牌”来论述艺术与批评被动于社会博弈和资本现象是极为精彩的。事实如他所说，社会博弈需要通过不断洗牌来加进历史的整合与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博弈直接以经济为中心，但它需要规范秩序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约束机制。与此同时，社会博弈的“资本”在不同历史或社会均有所不同，如权力、道德、知识、血统均可作社会博弈的资本;在中国封建时代，权力与道德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过经济作用因素，故而有“有钱没势不如穷”的说法。再如文革，社会处于一种政治道德的博弈之中，它表现为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因此，对社会博弈不能完全持否定态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博弈竞争。社会博弈需要制度规范作为必要洗牌秩序，这就是批评与监督对制度的建设性价值，或者说批评就是社会机制功能之一。假使没有社会博弈的洗牌，历史可能早已进入绝对稳定状态，贵族意味着永远是贵族，贱民就是永远贱民，正是社会不断洗牌促进不确定的良性因素，并淘汰不适应发展规律的事物。

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发展中社会，权力急速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社会博弈中游戏规则的混乱，使得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扼杀社会创造力，加大了社会洗牌的代价成本，退到文化艺术领域也是一种内耗。艺术与市场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相反，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艺术、商业与学术三者各自独立而互相制约，使整体社会文化处以一种良性发展态势。眼下的中国经济与艺术均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急需通过社会监督与文化批判来构建良性的体制性土壤，否则社会与艺术都不可能很好的发展，历史与文明总在不断纠正中逐渐发展。

3、“洗牌”与“争抗”

王小箭将把毛时代与经济时代作为两次“洗牌”中出现艺术批评的“奴婢”现象，这种归纳不无道理。也正如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王小箭还提出两次大洗牌中出现“抗争”说法，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批评对意识形态奴役的抗争;另一次就是现在对市场奴役的抗争。为此，王小箭将我在《水天中吹捧吴冠中说明什么》一文中“一概全是孙子”说法，形容是“骂派”的争抗，甚至还说“如果即将在宋庄召开的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采取和89大展一样包容路线，给这位新骂派人物发言的机会，很难说不再次上演武打片”。其实，就我个人而言，迫于批评界一片狂捧与失语，不得不而言之。

我一点都不反对艺术家或财团的包养专门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他们为“主子”做公关的前提不能丧失职业德操，更不能以艺术名义进行设局行诈，当前不少批评家兼策展人，过度服从商业目的。也就是说，公共性的批评家和私人性的批评家都必须坚持批评的基本职业规范。那些肉麻吹捧和坑蒙拐骗的“批评”要不得，何况中国的批评家普遍充当公共性学术权威的角色，而事实上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摆脱“孙子”和“奴婢”角色，它对社会、艺术以及批评都是一种伤害。

不错，确立中国艺术批评的文化角色在85美术阶段，这一代人有点“五四”精神遗传，但他们的理想与激情经不起现实考验;这就是89之后出现一种新格局，批评家不是失语者便是成了“喇叭鼓手”。当然，大环境不适应批评者的成长与生存，整体社会机制的缺陷与文化生态的恶劣，但它们不是批评可以随波逐流的合法理由。王小箭对批评家身份转变是描写：“当批评家转变为策展人的时候，批评的失语便开始了，其内在逻辑是：既然说的目的是做，就不如直接去做。”这里显然不完全正确，做策划在最初是一种批评家“统吃”做法，他们在主编、策划、中介、学者、评论家和艺术家当中充当各种角色，结果全然不地道、不称职，从而形成一种毫无原则的“混帐”状态。

4、网络的批评与“灌水”

事实上，纸质媒体同样存在“灌水”，只是它的容量有限而无法达到网络那般可以无限灌水的地步。王小箭把网络的评论或批评全归结为“灌水”和“浮躁”表现;这是非常符合“酸派”自身立场的说法，从《美术同盟》到《雅昌艺术网》虽然不少“灌水”文章，当今网民醒聪嗅觉绝对不是“来者不拒”，更不是80年代那种“饥不择食”状态，一本杂志成了权威、一个主编成了神儿、一篇文章成了大名。相反，网络提供更大的批评自由度、信息广阔性。它致使传统老爷杂志江河日下和卖版面为生，而且读者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随着他们的历史退场，中国美术报刊杂志也许进入末日，除非它们重要投胎换骨，提高学术质量和公信声誉，否则“卖版面”也难以为继。

王小箭对网络工具的开放性缺乏深刻认识，他说：“大洗牌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使艺术生产的跟风者迷茫，使艺术批评的跟风者躁动，使艺术市场的跟风者观望。风是哪个蝴蝶悄悄扇起的并不重要，但越刮越大却是事实，处于风口浪尖的当然是批评，因此捧派和骂派是一样的活跃也一样的浮躁。“灌水”这个网络术语，越来越适合形容批评现状，骂派指责捧派价值灌水，捧派视骂派为灌水一族，两边都有准备好了的人和没准备好的人。”

这里必须指出：王小箭以“骂派”相对应“捧派”是充满恶意的表现，也是典型中国人习惯把“骂”与“评”混为一谈的表现，因为我们缺少批评文化的传统。中国在文化、艺术以及任何社会领域，均缺少批评与监督是一大社会硬伤。我之所以用“一概全是孙子”来形容艺术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普遍现象。此外，王小箭还要“捧派要靠捧得准而不是捧得狠，骂派则靠骂得准而不是骂得狠”;这要求显然是“废话”，无论“捧”还是“骂”，只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共同体了，而不存在矛盾与是非的“派对”。还是那句话：历史与文明是不断矫正中寻求发展。批评的意义对错误与缺陷不断的纠正，或者说这“骂”富有建设性的，也是不可缺失的文化功能;包括人类的错误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克服。文明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综合体，要彻底消除这种矛盾则等于彻底消灭人类的存在。

王小箭对“两次以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作出如此区别：一是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币和中国大贬值的历史时刻，外国资本开始流入中国;二是现在发生在人民币和中国大升值的历史时刻，中国资本开始流向外国。这种经济心电图说法并不能证明中国艺术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中国的资本外流从改革开放到今天都是极为严重的，那些外来投资通常内资洗身而来居多，中国外汇储备、外流资本和外来投资均付出劳动力、能耗和生态的巨大成本，从而形成高代价的局部经济繁荣。中国艺术品市场火爆是资本活跃必然表现，社会博弈的资本本能就是寻求增值，即使没有没有艺术品也有邮票、没有邮票有股票、没有郁金香有君子兰。正常的文明社会必定存在投机本能，我们可以用“洗牌”和“并包”的赌博现象。当前中国的经济因素与社会条件，艺术品必然成为一种期货炒点。由于发展的畸形与经济的无序，市场缺乏有效机制而造成艺术批评变相为一种作弊手段，监督者成了作弊者;批评家成了吹捧家;大学者成了失语者。这一切都社会生态恶化后的错乱现象。外国资本对中国艺术市场的介入本不是坏事，主要在于我们制度性欠缺与市场的不成熟将会被“圈走一大笔”。此外，以往批评话语的“外国月亮”与今日的“中国神话”在本质都囿于中国自身语境和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