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是艺术存在的本质

“天人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核心，当然也是最为古老的思想之一。“天”指对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人”的范畴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化。最初的“人”指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的概念，即所谓人这种任意一个个体的共性，至南北朝时期却成为某个个体的可能性，唐代完成了某个个体的指对对象。当然，这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的中国化以及道教的宗教化完成不无关系。元代的特殊历史使得儒家的地位下降，共性的约束让位于个性的释放，其前提条件是公共政治的族群划分。这一时期是与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不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个性化是群体的趋势中个性的显现，即仍然是有标准的，如“风骨”要求，具体可以看《世说新语》中的诸多例子。元代的族群失落感使得群体限制降到最低，认同感的降低提升了个体的自我认同，并且这一认同得到艺术上的表现。清代虽然有着和元代类似的情形，但是明代确立的政治宗教化的模式却已经牢牢的把文人士大夫阶层固定在一个模板里，这也是奴化教育的一种负面效应。尽管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已经开始思考群体无意识的奴化政治的危害性，但是艺术的表现已经和思想一样被固定在某种形式上，所以尽管有书法上的碑学兴盛和绘画中的金石之风，但这只是在许可范围内的不同方向选择，并未超出群体共性的限制，个性是披了共同标准外皮的一种掩饰。

艺术的产生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和艺术产生的可能性有关。自然、社会和个体的存在为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提供了三种参照途径，个体艺术家在审视和接纳或反抗外在的三要素的同时有三种不同感受，这不同的感受可以分为千变万化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导致不同艺术品的诞生。在这种前提下，艺术品的产生是受着诸重诱惑过程的某一种结果。当然，这种过程虽然有着顺序上的差异可能，但是就我们的接受而言可以看做是共时的，这与格式塔心理学所论“完形性”有着时序上的统一。忽略了微观上的时间，在宏观时间流程上艺术家个人成长过程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形成两个并列的时间轴，这当然是针对某一个个体(艺术家)而言。时间上的问题在讨论某一个观者的时候同样适用。时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和平面上的三种参照途径相结合，就使得感受的发生变得更为复杂化。产生的可能性和出现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出现的艺术品是可能的某某分之一，这种比对在观者身上就复杂的多，因为其判断没有明确的表示出来。不同时段的表述是不同的，所以记录的价值就非常重要。

共性时期，或者称为“古典时期”，判断的标准是确定的，尽管不否认有部分边缘的“异端”。群体对于艺术的创作或欣赏是基于共同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当共性被突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是否还有审美的共同性呢?我们这里的讨论基于两点，第一，打破了共同性不代表与共同性无关，即某个个体的表现都未曾脱离群体，只是其采取的态度和表现的形态是非常规的。第二，接受是一种被教育，反对同样是一种被教育。个体的成长时间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轴共同在每一个个体上存在，生存是不可能脱离时间的。具体的时间既是某一个点，也是对于这个点以前时间的承载，同时必然开启以后的时间。某个时间点上的个体都不是孤立的，自然、社会和个体本身的因素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当然这是针对于追溯而言。处于其中的个体判断产生前的可能性是无法计算的，而不同的个体又有其自发的独立性。

就艺术品的展现是我们最好解释艺术的途径而言，艺术品所处的环境同样给观者以不同的影响。艺术品产生之后就存在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基础是艺术品的唯一性。艺术家的再造在时间上是不可重合的，所以艺术的唯一性在于时间上的唯一和可能性的唯一，当然其展现的是艺术品个体的唯一。评判的标准的相对性和艺术品的唯一性在环境的相对性中实现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判断的细微差别当用语言表述出来时已经是摒弃了大量的信息，遑论细微了。群体的共性基础这时仍然要发挥作用，这是社会性生物的必然。只是已经不是统一的标准下的判断，而是利益集团利益平衡的结果。判断通过教育强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中对个体产生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讲，个性自始至终都未曾脱离共性，只是在某种情况下转换一种方式而已。利益集团的分化使得标准的缺失，换一种角度则成为标准的多元化。表面的争论依赖于私下的利益平衡，共性变为一种形式的多元。用自己的左手扳右手，有结果吗?结论都是自己胜了。

艺术的发展从来都不存在进化论。环境的限制使得材料的选择和表现的思维等都受到限制，不同的形式只是在时间轴上的不同对应点，却并未有价值上的高低。艺术批评的价值又何在呢?对于个体艺术家和作品以及相关时间的艺术事件给予相应点的对应，是每个具有相当的判断力的观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批评家只是把这种判断通过语言转换出来。身份的多元性和可能性的多元性使得其结果必然不统一，这就需要另一个层面上的利益平衡了。

平衡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最为经典的对应词不止一个，因为不同学派有着自己的理解。“中庸”、“中道”、“中和”、“中观”、“中正”等，有的是从过程论，有的是从结果论。这些平衡关系运用在一切哲学和美学等领域，并在艺术等方面彰显出来。在具象和抽象、表现与再现、神与质、体与用等诸多方面都是一个由交缠的两条轴螺旋的在平面空间延伸的发展状态，具体的艺术品只是更接近于哪个坐标轴而已。所以，中国艺术的发展并不是上升的，而是变化的，是随着时间的变换来应对不同环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