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山西农村经济的破坏与掠夺

日本侵略者对山西农村经济的破坏与掠夺，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不同手段和特征。这些手段和特征，又是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变化而变化的。

日军侵入山西之初，在广大乡村县城奸淫、烧杀、虏掠、暴殄天物、屠戮畜力。农民怵于淫威，辗转奔逃，流徙它乡，致使农田荒芜，庐舍邱墟。直到1938年3月山西大部土地沦陷前后一段时间，情况大体如此。随着战线的拉长和战局的扩大，日军的军需供给渐渐紧张起来，他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以战养战”、“长治久安”等问题。于是，1938年初，日军通过伪山西省公署采取恢复沦陷区农业生产措施。1939年和1940年，山西广大农村发生了水、旱、虫、雹各种严重灾害，遍及46个县市，灾民达50余万人。灾情严重的晋中地区收获仅达一二成，略轻的晋南也只能收回五六成。各地日军命令所在地伪政权按册挨户征粮，一家一户不能漏交漏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粮棉等军需品储备日渐紧缩，以致入不敷支。此时，日军所谓的“征粮”，实际已成为赤裸裸的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抢粮。1942年起，日军在山西开始实行“现地自活体制”。所谓“现地自活”，就是日军在山西的近10万军队和3万多侨民(这些所谓的侨民实际都是殖民统治者和掠夺者)的一切生活来源、战略物资的供给等全部仰仗对山西沦陷区人民的掠夺。1943年春，日军借口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已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要日战区实行“参战体制”，把华北作为他们的后方兵站基地。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搜刮，害得山西沦陷区人民缺衣少食，颠沛流漓，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

总之，沦陷期间，山西农业生产惨遭严重破坏。据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载，“山西省1937年(皮棉)产量近63万担，8年来共减少413万余担，平均每年减少80%，此乃各省中减少数字之最大者。31年为减少最少之一年，亦达71%。29年及34年减少数字则达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