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农民”吴仁宝：原来党也会犯错误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页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原标题：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

2013年3月18日，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因肺癌逝世，享年85岁。这位“天下第一村”的领导者、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的葬礼上，国家最高层次的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使他身后拥有一份与一个村党委书记不太相符的哀荣。

在他的领导下，华西村由一个贫穷的小村子成为一个富甲一方、名为乡村的“城市”。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华西村所有企业的实际董事长，他还是政府官员序列中的一员。自1957年，吴仁宝成为华西村书记后，他还当过江阴县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常委等。吴仁宝执掌华西村几十年来，在亦官亦商的模式下开辟了华西村政经一体式的金光大道。

原来党也会犯错误

吴仁宝1928年出生，从小给别人放牛做长工，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热烈拥护当时的每一项政策，大跃进、放卫星、刮五风，紧跟党走。1958年，浮夸风，他虚报了亩产3700斤，当得知别人报了1万斤时，当即怒指对方做假。但吴仁宝后来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1994年，吴仁宝接受采访时说道，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公开承认了施政上的一些错误，强调要实事求是。这次大会让吴仁宝意识到，原来党也会犯错误，也会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从此对党的农村政策服从但不盲从。

一开始，当吴仁宝感觉上面传达下来的政策不切实际时，就立刻硬顶回去，最后被上级恶评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险些被革职。但吴仁宝很快就调整了对策，上面不管什么政策，当领导面一定会坚决答应，做到“口头落实”，背后不一定执行，靠这种灵活方式维护村里利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吴仁宝已经是村支部书记和江阴县委书记一肩挑了，他真的带领群众“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吴仁宝自己也下地干活，而且干得比一般农户还要多，因此获得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写道：“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看到这篇报道，81岁的江阴老乡、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写了很长一首赞美诗，其中提到“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但学大寨的现实是，华西被称作是“做煞大队”，邻村的姑娘流传“嫁女不嫁华西郎”乡谚。全村人拼死干活，农业总产值也只有24万元。于是1969年吴仁宝私下里抽调20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三年后产值就抵上了种粮收入。这一时期，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吴仁宝本能的经济理性仍让他冒险把小五金厂偷偷开了下去。四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到了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乡村中已经是富甲一方了，当时中国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百万级的购买力对一般人简直是天文数字。

吴仁宝这么做的后果是一边受表扬，一边挨批判。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

视“南巡”为商机

华西村人杨永昌回忆，吴仁宝“每天坚持阅读报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收看新闻联播，及时了解中央政策和经济情况，心里清楚得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