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粉碎“四人帮”后惟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资料图）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早年的“革命”生涯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三天后，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写了一些演唱材料，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9月，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于会泳是孝子，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于会泳写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可以免于处分，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调到协会办的《胶东文艺》编辑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后，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平静生活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于会泳兴奋异常，入学后表现积极。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1950年7月，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音工团搞创作。1952年至1962年，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后改任民乐系教员。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新开始的民族音乐课不好上，其他的老师上课被学生评价为“没学问”，而于会泳的课却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别的老师都是放唱片让学生学唱，而于会泳则是自己示范唱让学生学唱，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研究了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及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业务水平大有长进。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他下乡采风时改编过几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等歌曲。他谱写和出版的《女社员之歌》等歌曲和有关音乐方面的著作都别具一格。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取得了一些成绩，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在学院工作期间，经同事介绍，于会泳认识了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逐渐产生了感情。1953年秋，于会泳和任珂结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后，于会泳把母亲从山东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作为大姐的任珂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却保持着愉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