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间的误会：彭德怀因何事气哭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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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中国革命的一代元戎、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纵复杂的战争年代，他俩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以致于形成纠葛。这种误会和纠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或多或少地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两位老帅产生冲突。同是“军界元宿，塞上长城”，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又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左”倾领导者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的教条主义战略，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记在了刘伯承身上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１９３３年２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１９３２年５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在同年１０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在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的１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博古等人自知缺乏军事才干，对指挥打仗一窍不通，因此很需要刘伯承这样喝过苏联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担当大任。临时中央对刘伯承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军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浪尖。

这时候的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