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高名潞

　　第一次知道高名潞是看了他编的一本叫《中国当代艺术》的书中，在作者简介前面有一张两寸的小图片，图片中的高名潞像40岁左右，穿着西装，厚厚的镜片下目光炯炯盯着你。我感觉他是一个类似搞理工科的说话咬文爵字者。而且严肃近乎于庄严。是个难以接近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从照片上得到的影象。至于他做过什么事，那时候我知识有限，还不知道什么叫当代艺术，只知道他是哈佛的理论学博士。

　　99年——2001年是我人生最坎坷的几年。在北京过惯了阳光明媚的生活。突然回到淫雨菲菲的重庆，似乎回到了地狱，一进入9月份就很难在看到太阳了。整天是毛毛细雨，下个不停，白天下晚上也下，不大不小没完没了，暗无天日。有时睡了午觉突然醒来，真不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在重庆没有明晰的时间和空间感觉，。而99年刚回重庆又恰逢美院改革。雕塑系说要下岗一大批教师，整天开会闹的人心惶惶当时的史书记威严的像天山老母，在系里张口喷血，闭口喷血，可怕的不得了，现在看来她不过是一条毛毛虫在你的面前爬来爬去。这样让人不按的工作单位加之阴郁的天空。更使人心情沉闷。那时我真的很想在去北京了，卡去北京的有更好的理由。清华美院的李象群想把我调到清华，但我的学历不够，让我考他的研究生，说这是唯一可以进清华的通道。于是我又怀着傻比似的热情学习外语。天天去科圆路的党校去上考研外语班。外语课上经常不知道老师讲到哪了。30多岁的人了跟20来岁的青稞子娃同进同出，真有些勉为其难了，那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形式所迫，但我不是那种十分坚强的人。虽然生活艰辛也没能磨练出铁的意志，考研的结果是外语只得了29分。上清华有些不可能了。

　　其实最难受的不是你生活在地狱，而是你被告知将要离开地狱时突然又毫无希望的的回到地狱。那时我的心情好惨淡。重庆我不想呆了，清华又没去成，没希望的我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着。2001年秋妻子又怀孕了，只使我满怀抱负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安于现状的活着。

　　俞可和我一样是外来户，来到川美，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结果斗争胜利逐渐站稳脚跟，他一直对我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希望的人。虽然当时我自己却不知道希望在哪里。2001年10月间，我父母到重庆，我们经常一家人出游重庆近郊。我岳父岳母，我的父母还有我大肚子的妻子走在南山北温泉的路上，我突然觉得我和老人家们一样，提前过了退休生活。

　　有一天俞可碰到我说高名潞来川美了，他介绍我见他一面。我按他给的电话打给高名潞，高名潞说今天很忙，约在明天中午，明天中午打过去，又说现在脱不开身，约到后天下午3点，到了后天午饭后，看时间还早，我就开着小奥托车拉父母到九渡口江边转转。两点半钟我们回来去见高名潞完全赶趟，可不巧回来堵车，堵的很死。我有些着急了，本来5分钟就可以开到美院，在路上堵了近半个小时。回到川美已经3点多了。我把车停在外招楼，匆忙奔向高名潞下榻住所，忙乱中忘了拔车钥匙。当我敲开房门，看见他跟一个大胡子艺术家看图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名潞，威严庄重，一丝不苟。和他书上作者简介的2寸图片感觉一样。他们还在讨论事情，告诉我马上完一起走。我只有等，但惦记着楼下的车，钥匙还没拔。怕别人上车开走了。很想下去把车锁了在上来，但很可能在我下楼的空挡他们谈完了，又一个艺术家挤进来。反正他们讨论不会太长，等吧。哪想他们越说越起劲，不觉中手表的指针已经三点半了。看者他们高大的背影，我心中挂念着插着钥匙的红色小奥托，别让人开跑了。高名潞不时回过头来说马上就完。搞的我更不能下去锁车了。我手心攥出了汗。心里默念，别让人开跑了。千万千万。

　　终于他们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告知谈话结束，大胡子艺术家还在罗呢罗嗦边卷照片还边和和他说些什么。高名潞双手插兜不紧不慢的回答他于这问题不相关的事。那时我真想铲大胡子个耳屎，罗嗦什么呀。还不快点。终于我们走下楼梯，出了大门。当我看见我的红色小奥托还平安的放在图书馆门前时，我的心一下子落地了。我有礼貌的请高名潞坐我的小奥托，他问家多远。我说就在马路对面，他说我在对面那哪还用坐车。走走挺好。他坐了一天了，说着就大步流星的向前走了，我很想说等会，把车锁上，可心情一复杂没来的及说出口。他已经走的离车很远了。我只有跟着，回头望望红色小奥托，它身影越来越小，生怕谁把它开跑了。

　　路上高名潞问我有没有工作室，我说没有，只有些图片，家里也有些很小的作品，大的放不下。我们边说着已经快步来到唐坪村我的家里。他对我家暗淡的日光灯和木纳的我的老父母并不在意，专心的看我的作品照片。我到卧室叫醒正睡觉的老婆，告诉她车没锁，让她把车开回来，当时她听说车没锁仍放在美院里，惊得张大嘴巴，生气地匆匆出门去了。高老师继续看这些照片。不久我妻子回来神情愤怒地小声告诉我车不在了。我的头轰的一声，但表面还保持着平静，若无其是地劝她在去找找，她气冲冲的又出去了。高名潞还在仔细的看着作品照片。没注意到发生的这一切，可我的心早飞到红色小奥托上去了，当时我们把几乎所有的积蓄买了这个二手车，还没开上一年就丢了，这岂不要伤到妻子的胎气。刚才还在这一会怎么就没了，但想起电影中很多镜头，很多可贵的东西就在一转眼尖不易而飞。我就越发相信丢失的可能性，这时我的心已经完全不在高名潞看作品上了。心里翻江倒海，心想高走后我怎样到派出所报案，又怎样八方寻找，但最后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警察是没用的，我的红色小奥托就这样没了？一转眼间没了？哪个无耻之徒偷的？这时我已经很希望高名潞走了。可他还在认真的看，厚厚的照片好象才看到一半，我心里越发着急了。过一会郭晋打电话问我高名潞下一站能否如约到他画室，我心中一亮，马上跟高老师说了，可高让我告诉他说今天太累了，我这是最后一个，明天在说吧。说完继续看，我有些心急似火了。但表面上还是很平静的样子。我本来挺喜欢讨教一些艺术问题，可这会哪有心情，只回答他问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问我有没有搞过大型个展，我说没有，末了，他看完照片站起来，双手插兜不紧不慢的看着我家柜台上摆的小件作品，我的心已经绝望了。想着红色小奥托的后事，只祈盼老婆别伤胎气就好了，丢就丢吧。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终于他说，就这样吧。该回去了。我说好，怀着无比着急无比沮丧的心情把他送出门口。突然妻子驾着红色小奥托迎面开过来。啊！天啊，没丢，终于找到了。谢天谢地，一场虚惊，我的心又恢复了常态。把高名潞一直送到校门口。赶快回来和妻子分享失而复得的快乐。原来他以为我说的美术学系还在师范楼，不知道现在已搬到图书馆大楼那边去了。她到师范楼找车当然找不到，后来到图书馆那边才找到。

　　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和高名潞讨论一点深入的问题。像这样的高人可能以后永远没机会见到，可真见到了又因为“丢车”而心不在焉。真是叶公好龙！

　　生活是平淡的。一切都会过去。它像湖水，偶而会激起浪花，马上又恢复平静，那激起浪花的石头和砖块都会沉如湖底。作为记忆载入平静中。

　　翻了年春天来了，妻子肚子越来越大而我也越来越像退休工人了。整天陪着妻子东游西逛。忽然有一天从系上回来，妻子说北京打来个电话，是高名潞的合伙人王明览打来的。他们正策划一个叫“丰收”的展览，高在美国，在中国的艺术家都有王明览联络。我为之一震，原以为与高老师无缘了，却又有可能死而复生。立即感觉浑身是劲。这种得而喜失而忧的性格，使我不论经历多少磨难，却难以使修为更进步一点。

　　五月间到北京勘察农展官展场场地。艺术家互相见见面。当时因为高没在。国外的大腕没时间来，只有几个年纪青的。印象最深的是陈小云和陈秋林，我和陈小云住个房间，。他年纪和我相仿，但说话充满自信。对“道”上的人了如指掌。看来他是一个经常在“道”上混的人，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又见到了他，和郑国谷曹菲他们一起搞展览，只打个招呼，已经很陌生了，其实本来就是很陌生的。

　　在农展馆那个展览挺有意思。叫“丰收”。有关农业的艺术展，又在农展官。原本是一个叫张仁平的中央电视台的人张罗起来的，山东汉霞市想在农展官搞一个农业展览，其间要搞几场文娱会演之类的堂会，以推销当地的特产苹果。张仁平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市领导不如搞一个当代艺术展更有意义，推广的力度更大。他的朋友王明贤把高名潞介绍给他。他又把高名潞介绍给市长，就这样，阴差阳错就成了；我们真不知道一件成功的事物背后隐藏着多少条件，有时候万事具备了就只差东风，有时候感觉危在旦夕，可不知怎么又活了。市长本想搞文艺会演，张平仁却说服他搞艺术展，他不懂艺术却相信高名潞美国的博士身份，这样这个展览带着120万的资金搞成了。还请了当今国际上最知名的大腕。据说当时还有蔡国强，但后来他与别的展览冲突，放弃了。参加展览的有戴光郁，徐冰，黄永冰，展望，宋东，尹绣珍，陈秋林，陈小，汪建伟[微博]，钟彪，顾德新和我。展览虽只有5天，但效果很好，他有些八十年代展览的感觉，人山人海，是我看到观众最多的一次展览。我为那个展览付出了很多辛苦。

　　第二次见高名潞是第二次到北京看场地，进一步落实展览的事。高名潞从美国回来了，住在花家地苏新平家里。俞可那时崇拜高名潞。说他多么重要，当年高曾是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我听得目瞪口呆。俞可说他掀起了八五运动，搞的89大展。他这次搞展览是在美国沉寂多年后从新返回大陆的先兆。是为他两年后的“墙”展选人。如果进入了“墙”展就等于进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了。他说起有些像进罗汉堂里的五百罗汉。

　　我对高名潞更加肃然起敬了。2003年5月份，阳光明媚，我坐飞机到北京要到农展馆看场地。时间还早，就去老隋的工作室去看看他，他是我在中美的老师，一直是我尊重的人。他勤劳智慧，富于理想。在他工作室有两个东北的小伙子帮他做作品。中午我们一起吃饭，谈到高名潞，他说北京的艺术家正在观望他的出场。以前他的地位是被确立的。这次回来不知道能否势如当年，我当时有些奇怪的是为什么高名潞没有邀请老隋呢？

　　吃完饭我打电话给高名潞说我到了。他说他在美院附近，让我去接他一起去农展馆。我打个车接他，在车上我给他看我的参展方案，“马上发”系列。看了一会他眉头邹起说：“这些东西太流行了，是从图象角度出来的作品。而你的特点我认为不在这。上次到你家我仔细看了你的作品图片，这次之所以选你是因为我从你身上感觉到一种与很多当代艺术家不同的气质，一种朴实的农民气质。可能作品有民间特点得来的吧。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的作品的手工性，能感觉到手在作品上的流动，心手相应的契合。还有你作品的大场面。人山人海，非常有意思。你作品不是一个形象两个形象就能说明的，如果只剩一个人两个人了/那什么也不是，现在你这套方案‘马上发’美女特写，反讽消费时代，太牵强了，不能够反应你，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你发挥一下你以前‘丽都’那样作品的长处，可以做一些，尺度大一点。这次展览有经费，一切有关作品的费用可能给你报。”我当时好激动。展览有经费，对我来说还是天方夜潭，看来我要大干一场了。

　　到了农展馆和其他的艺术家见了面。这次多见了汪建伟，开了一个多小时会。高名潞说胸口闷想休息了。他心脏不好，散会了，我又仔细地卡了场地。

　　后来我们又开了几次会，我赶紧抓紧时间和王明贤确定预付款的事情，他答应先给我5000就可以干活了。

　　在曹辉的介绍下，我到黑庄户王虎的场地，事实我的作品计划。并把朱小玲易玲人调来当助手，后来大哥也来了。还有小黄也从福建赶过来，大家5个人上下铺住在翻制工列小二的家里。他有个好看的老婆，还有个早产的女儿。我这样一呆就是近两个月。在王虎的雕塑工场里孤军奋战。说起辛苦但实际很快乐。我度过一段很充实的生活，两个月做了一大批雕塑。虽然粗糙但不做作。算我过去作品的延续吧。那次开会之后高名潞就回美国。一直到展览开幕才见到他，十月一日到五日农展馆举行了盛大的“丰收”中国当代艺术展。

　　展览的前一天布展，晚7点以后我在黑庄户出发。因为那些装大木箱的大货车7点前是不许进城的。我告别与我奋战一个多月的工人兄弟门。浩浩荡荡进军农展馆了。在那里已有两批人马在那等候我了。金来涣和曹辉把我在中央美院的“大开幕式”运到展馆。他们还帮我布置我从重庆家里运来的许多作品。大约二十几件。还有木匠小胡把早已做好的展台展板运到场地，像那热烈的场面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真该当时录个象。场面宏伟，混乱，人声噪杂。我突然感到我的作品竟会如此的壮观，这是我第一次以全部的作品在北京一个显眼的地方亮相，可惜展的时间太短了，只有4天时间，布展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乎熬了通宵。高名潞也很兴奋，整个场地东走西窜，指手画脚。他把我找来指着我的巨幅画说这画应该镶个边，要不然都被墙吸进去了，我按他的方案把黑卡纸裁成条形围了9米X3米的画一圈。效果果然好了很多，他没评价我作品的好坏，当从表面上看。是满意的，第二天他就去天津给他老爸祝寿去了，留下王明贤紧张的要死，生怕出事。每天都陪到最后一个人出馆，生怕像89艺术大展一样被封掉。展览的最后一天高名潞才回来，采访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席间人物众多。张仁平口若悬河讲叙他继续拓张的野心。钟彪也在，大家畅所欲言。很高兴，但最高兴的好象还是高名潞。那时我看他真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好象背后都有一圈神光的，这和多年后他在川美的老态龙钟的样子判若两人。

　　准备展览的紧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其实不论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我回到黄桷坪继续过我平静的生活。木兰刚生7天我就走了，回来已经长了一截了，胖了很多，我每天把她抱到外面散步。偶尔的太阳天，那一定要出来晒的，生活的境遇会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可能因为心情好了，看到重庆的天气也没那么阴郁了。觉得太阳天还是满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不觉中到了十一月份。在CAAW工作的红宾给我打电话，说艾未未想邀请我在文件库搞个展，真是好事连台。我又开始准备这样的计划，有一天有个电话找我，是重庆的电话号，却是高名潞的声音。好惊奇，他又来重庆了？他说他已经来了几天了，住在重庆，他希望我有空去重大坐坐。他现在已经调到重大人文艺术学院，很奇怪，北京那多单位他不进却到重庆这穷乡僻壤。他让我找王小箭电话。我当时没有，但后来还是碰到小箭把高名潞的电话给他并转告高要找他。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在重大专家楼里见到高名潞。重庆冬天气候潮湿，阴冷，有种入骨的冷。在他住的深红色木地板的小二楼的客厅里，高名潞斜依着沙发穿着泥子大衣，好象很冷的样子。大概跟我说了一下来重庆的原因。

　　他认为他的后半生应该交给中国，所以才从美国回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他在全国周游一圈，最后觉得重庆不错，正逢俞可和他在某地开会时住一个房间，俞可知道他的想法马上报告给罗中立，并极力赞成把高名潞弄到美院来。罗很高兴，立刻答应此事。美院的对手人文艺术学院也知道这些事。江碧波带着院长前去北京他家里请高名潞来重庆，把高感动了。相比之下罗中立要冷淡的多，高在江碧波及重大校长的掺扶下，迷迷糊糊就改变了去川美的路，住进了重大环境幽雅的小洋楼，当是他在准备“墙”展，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整理，我们聊了一会，感觉他很累了，就告辞了。之后很想再去看他，又没有很好的理由，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有一天中央美院的苏新平打电话给我，说他找高名潞有非常急的事，可高名潞的电话占线，看有什么方法还可以通知到他，他没有手机，只有我亲自去找他，我和老婆一路开着红色的小奥托奔向重大。

　　开门的是一个大眼睛姑娘，漂亮而闲静，很有修养。请我们坐下倒茶，说高名潞在楼上接一个国际长途，她就是高名潞的现任夫人孙晶，想不到这么年轻。她叫我们等一会，可一等就是半小时，他还在通话。我和孙晶见面寒暄的话说了好几遍，觉得坐在这很尴尬，就起身告辞，说改日来访。我又开着小奥托回家了。不久他就回美国了。

　　也许是快放寒假的时候，高名潞的助手黄冰易打电话来，说他在重庆为“墙”展做些准备。要见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包括我，朱小禾，雷虹，我在重大宾馆见到高名潞和他的助手黄冰易，冰易是个直性子，性格活泼。易喜易怒容易改变方向，那天在高名潞下榻的宾馆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聊的很开心。高名潞仍旧穿着泥大衣，这次显的身体状态很好，话也很多，陈秋林和戴光郁听说高老师也找他们。连夜从成都赶大巴车过来，终于见了一面，不过这事搁在现在，也许他们再也没有这样好的精力赶那么远的路来见高名潞了。

　　翻过年2月份的时候，高名潞在次来到重庆，这几次短暂的逗留。他却没有带家眷，独来独往，也不住在重大的小洋楼，直接住宾馆里，起居方便些。我把高名潞来的消息告诉俞可，他当机立断说：“占洋你马上取3000块钱说罗院长派你来给高名潞报销机票。一定要感动他，一定要把他争取到川美来”。那时高老师已经在重大半年多了，他心情可能也发生一些变化，也许他觉得重大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他是一个容易改变主意的人，俞可想趁他思想活动时把他争取过来，当时我马上取3000块钱和朱小禾开车去他住的宾馆，进门见3个女生专心的听他讲当代艺术。不时提出一些比较幼稚的问题，他回答的很认真。这样的局面我不好把钱拿出来，只好等着，终于三个女生告辞了，我松口气。他伸个懒腰，问我们这段生活怎么样？我趁小禾和他寒暄之际赶快把钱交给高名潞，说明来历。他说不用这样，美国那边会给他报。但也没十分反对，我把钱放在电视上，用一个信封装着。刚放下钱门零就响了。江碧波带郭选昌和另外一个教授似的副院长杀气腾腾的进来了。他一见我和小禾顿生敌意，怒视我们。我们有些紧张了。起身想告辞，她说话了，“别走啊，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走，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嘛！搞的那么神神密密，不对吧。”言语中充满敌意，高名潞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他们来讨论学术的，没别用意，这时我们趁机溜出他的房间。

　　那次我感觉他在重大真的呆不久了。果不其然不久他就搬到了美院。期间我们学校领导请他连同我，钟彪，俞可吃了几顿饭。气氛越来越好，罗中立亲自带他看正在建设中的电梯楼答应给他一套顶层跃层房。

　　之后没多久高名潞就辞去重大到川美来当系主任。那时我感觉到他满怀热情有八五时的激情。后来事实证明川美也是一幕幻影，绝不比重大的人文学院好多少。

　　在川美任教以后高名潞明显忙多了，有一次碰到他。他感叹这样大一个学校竟没有一个象样的图书馆，他甚至在图书馆里发怒了。图书馆长只是一个虚位置，让哪个系主任下课就调到图书馆当馆长/谁会认真投入呢？当时的馆长是付中超。他打电话给高名潞报告了图书馆的情况，高为之贫瘠到连一个美院应具备最基本的书都没有而感到愤慨和伤心，他当即命付中超按他开的书单购书，付答应的很好，可一拖在拖。始终没买一本。我当时看他那么气愤，我预感要出事了。

　　高名潞有一颗雄心，想把中国美术的理论系统建立起来，。当今的社会大家都跟热门走，策展热，评论热。这些都是和利益挂钩的，哪还有人能做下来认真做理论整理，梳理的工作。他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缺方法论，没有自己的独立语言，这是他一直提出的“中国性”问题。他想在找块阵地，扎扎实实培养一批学生，教会他们。他们在帮他完善他所谓的“理论系统”，那么这个地方是哪呢？他最终选择了重庆。忻海洲说，老高那次在川美作了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这个讲座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整个一个水泄不通，个个都仰着渴望知识的笑脸，高名潞在重庆的川美找到了八五时期的热情。那可能是第一次触动他来的原因吧，可他真的决定要来时，院长罗中立没有显出过分的热情，老高是容易被热情打动的人，这方面他有一种农民式的情感方式。在这个时候。另一家单位重庆人文艺术学院以极度的热情把高名潞感动了。他们的院长带队的一群人亲自去北京接他，送他，给他请医生看病，高名潞看到环境幽雅的重大，人才济济，可能一样培养学生。想不去川美也罢，这也一样可以搞他的事业，重大人文学院建校没几年，学生素质自然很差，但最要命的不是这个，而是高名潞发现重大那边其实不希望他翻天覆地的重写历史篇章，而是用他的大名招生，他有时不干事比干这要好些。他开始失望了。而以俞可，我和钟彪为首的川美帮又不断怂恿他到川美来，我们一再强调罗中立是一个很内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人，当他听说高名潞去了重大后着急的一晚上没睡着觉。类似这种言论我们不知说了好多，但最主要的是川美有岛子开辟的美术学系。虽只两年时间，但已初见锋芒。如果这支队伍听从指挥，如果学院能及时供给这支队伍，在如果这支队伍如高名潞那样的热情，那可能真会出现高名潞想象的阳光。高名潞实际上是一个激情浪漫主义者。充满理想又寸步难行。像样板戏李玉和的台词：“你锁住我双手双脚，锁不住我革命的热情冲云霄。”他是一个把毕生经历都扑在理想事业上的人。用陈丹青的话说，我们那代人，具有傻比似的热情。

　　在体制里，最好是少做事，或恰当的做事，想做的事也要曲线救国。如果你一往直前，奋不顾身的向前拱那不但费力不讨好，到头来没打到狐狸惹一身骚。严重的会死无葬身之地。高名潞满怀热情不知深浅的开展了他系主任的工作。美国式的思维在重山俊岭的重庆简直寸步难行。他的锐利一点点被软化和消解了，本来他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放弃他美国身份，又要搞他策划的重要展览。这样在系里的时间就很有限，他本以为电话遥控美术学系，就可以运转自如，其实做梦。美术学那群爷们对付高名潞就象大人对付小孩。他被卖了却会帮人数钱，他本来有限的在川美的时间经常被纠缠于哪个老师分房子不均。哪个人与哪个人有矛盾和报帐找发票等具体事上，他看学校的图书馆实在是遥控不了，就决心在系上自己搞一个图书馆，两年来他辛辛苦苦的终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图书系统摆在美术学系。他做的具体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但从他的谈话中感觉到他对图书馆系统的空前关注，他常说现在对图书馆系统工作20分钟就等于以后工作10年。

　　他雄心勃勃地想把川美搞成全国理论研究基地。以后全国的理论导向可能要看川美，甚至有可能掀起类似85时期的新浪潮，这种想象在理论上都是成立的，可一到现实就是秀才遇大兵，有理讲不清了。他美国中国两面跑。这样既保留美国身份，又可以献身祖国。更可以通过多年在美国的关系和学术地位招引一些美国的资源到大陆以至到川美，但这样势必很大一部分时间就不会在川美，东奔西跑，而他的职位又是系主任，系主任经常不在那势必会天下大乱。系里纷繁复杂，十几个人分成若干派。根本不像他想象那样的可以遥控指挥，按部就班，他来这四年，我目睹了高铭潞逐渐败退的野心，也目睹了他逐渐苍老的面孔，这是一个多么有理想的人，他在现实面前捶胸顿是无能为力。

　　第一次我发现他在川美有危机感的时候是他刚来川美不到一年。可能的冬天的某个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他家聚会，大家谈笑风声，很快活，后来高铭路面呈倦色便告辞回家了，当我把车刚停放在车库时手机响了，是高铭路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再去他家聊一下，那时虽然参加过他的展览开幕聚会，但决没有到知心朋友那个份，况且我和他年龄身份差距离，更多时是敬而远之，而这时他叫我去，可能是一些什么重要事，我便又去他家，连下来便是他长达一个小时的诉苦，从他的叙述中我才知道川美并非他想象般的的如意，对他的待遇有名无实很多他想做的事也被闭隔下来。我感觉他有些遇到麻烦了。他最后问我，他可以选择多种路，比如专门研究艺术家个案，作策展，这是一条路。另外还有在川美建立强大的理论史论，使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方法论，后来他问我那个更重要？我说当然是后者，他接着问那后者寸步难行怎么办，我说只有多方面争取，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其实我一直都不知我在说些什么，你想我本人都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人又怎么能更好的主意呢？但有一点，他单独叫我说明他信任我。而我却无能为力。

　　翻过年他筹备准备了三年的"墙"展在北京世纪坛。具体怎样的展览效果我们没有目睹，因为当时再准备黄燎原的"现代画廊"的展览，05年的整个暑假都是在准备这个展览，此间高名潞打过电话，说有重要的事传达给罗中立，但他现在无法联系上他，他的语言呈现的很着急，他说他想为川美做一个多媒体影象展。他可以请到当今世界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艺术家来川美。如马修。巴尼，比尔。维奥拉等等，但这样的好事一直没有得到罗中立的亲自表态，作必要的保证，而他费尽辛苦联系的美国大艺术家们都逐渐有了回映，终于把日期确定了，可又联系不到罗中立，很急切。我告诉他不用急，我会尽力帮他找罗。因为我知道俞可是罗中立眼前的红人，他是知道罗的下落，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俞可，俞可阴阳怪气的说他现在在北京，刚和罗院长下飞机。他们从埃及回来，现在很累，可能明天在考虑怎么回答高铭潞，我心里好奇怪，当时俞可是那么支持和呼吁让高名潞来川美，可现在他的态度怎么呈现的不冷不热，难道他们有了矛盾？事实证明是有了问题。

　　时间很快，高名潞的"墙"展搞完并拿到美国巡回展，他也回了美国，并邀请了王兴伟，陈秋林，啊昌去美国实地考察，在此期间我应荷兰王子基金会的邀请去了海牙自由艺术学院和在海牙度过了一个月，非常美好。回来时已是11月底了，回来上课业余时间烂酒和朋友聚会。那时王小箭(高名潞的师弟)是我家的常客，他那段时间显得春风得意，酒后必拉高铭潞说高铭潞是大英雄，高铭潞是他的救命恩人，全天下高名潞第一他第二，还有些不着边的鬼话，但每当说到最高潮时，便拍着胸脯说："你看这次高名潞从美国回来引进国际多媒体展，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我知道他说的敌人就是指俞可)"他眼睛眯成一条线歪着头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路海空全面轰炸。"我知道他说的是高的影象展，我同时感到可能出问题了，果不其然，最后没有搞成。

　　那年冬天高名潞从美国回来到川美来上课的时候正好赶上俞可搞个活动。李建画廊开幕，当时搞的十分隆重。吴鸿，李建国，徐可都来了，坦克仓库坐满了内外嘉宾，我不见高名潞影子就去接他，并帮他引见一些川美教师。过一会，俞可把我叫到一边说，以后我们不要理他(高铭潞)。他是一点都不识时务。原来中午俞可代表罗中立到美术学系请高铭潞去院长办公室坐坐，正赶上高名潞系里开会发火，他对系上没按他的计划，进展很不满意，正赶上俞可叫他，他大声说："我不去，等罗中立的话兑现了我再去见他，俞可很没面子的走了，他说高名潞以老卖老。他真是气坏了，以后在也不帮高名潞了，我听这话突然觉得高名潞本来单薄的身体更单薄了，他有些危在旦夕了。

　　其实高名潞犯了个错，他的国际影象展应该找俞可合作，可他偏偏听了王小箭的话，想和他合作，小箭是一个烂酒不成事的人，后来俞可处处拆台，他的戏只有泡汤了，本来可以在川美做起来声色大振的事，如今成了浮光泡影，他狂怒，他抱怨，他伤心，错失了与国际一流当代视觉影象艺术交流的平台，但是他所做的一切跟俞可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俞可去帮他？他搞不懂体制内的规矩，我感觉他的问题越来越大了加上"墙"展在全国引起了空前争议，方力均，张小刚，岳敏君，王广义都没在他的展览中，北京的大腕也开始反功他了。我那段时间觉得他老的很快。

　　中途发生许多事我都忘了。在06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他又一次到川美，不几天听说他病了，很重。我赶忙感到重医。在楼梯间里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吊很多管子，面色惨白，见到我勉强叫声我的名字，就闭上了眼，我的心里突然有种长空撕裂的难受，他真的不行了，2002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哪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一个洒脱威武的中年人，如今已是头如雪，鬓满霜了。他倒下了，从身体到思想，他倒下了，真真切切的倒下了，可能永远不会起来。可能一个时代过去了。我当时在想。

　　从我最早接接触到高名潞，2002年的"丰收"展。到2006年我的瑞士个展邀请他到卢森来，基本是壮志未筹，满怀激情的印象，可直到那天在电梯间里送他到病房，我觉得有种烟消云散的感觉，2007年3月我从荷兰回来到北京拜访他，他又瘦了许多，他依然喜欢和我谈话，把我奉为上宾，亲切的如家里人，越来越像个瘦弱的学者，也越来越虚弱了。谈话中知道他依然想做以前计划的事，但我觉得他有些力不从心了。第二天我去艾未未家里，真是截然不同两重天，一个如日中天，一个日落西山。艾未未依然肥胖，越来越像个大地主了，跟旧社会地主不同的是他雇佣的都是外国人。而在他50岁生日之际，参加卡塞尔文献展是送给他最大的礼物，他头后面剪成个F字型，口里语言依然幽默，嘲讽每件看不顺眼的事，能感觉到这是他大吉大利的时期。而高名潞自从美国回来，江河日下，每每兵走麦城，可叹一代英豪。

　　不久前到川美来了一段时间，越来越感觉他和川美没什么关系了。小代安排了伙食，不久孙晶和孩子也来了。他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哪怕一刻。我也经常去他家吃饭，茶余饭后摆些笑话。他依然消瘦弱不禁风，临走时在川美搞了讲座，又是座无虚席的宏大场面，讲演厅里传来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依然讲他的方法论，依然讲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现状的着急，之后罗中立请客大家一起吃饭，看电影。当时很高兴，第二天他便回北京了，是我送他，我劝他要建立自己的"禁军"，万事都靠他操心是不行的，要把身体拖垮，他也接受我的意见，可没过多久，他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川美又一次失言，没有把答应留给他的人留下，他失望极了，这次他真的想走出川美了，我劝了他一阵，想必没有多大用处，同时很理解他的难处，不给他人真的无法做事，体制内的事就这么难吗？知识份子圈太复杂了。

　　单纯的人忙前忙后，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高名潞02年从美国回来，想依靠体制的力量完成他余生的大业。到2007年想写辞职报告，在这耗费了5年心血，白白时间白白浪费了，我常想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有一班精干的人马给他，高名潞的威力很可能全面的发挥出来，他对中国以至世界，都回添加一道大餐。可惜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机缘。在与体制捉迷藏一样的游戏里高名潞变老了，白发增多了，却减弱了那气吞山河的壮气。

　　现在回想起高名潞，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永远也不坏的人，一个只有白天没有晚上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

　　写作于2007年12月----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