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情 两种救赎的力量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

“一百多年来，我们内心压抑着一种痛苦。我们的文化这样衰落下来，这是一种隐痛，整个民族好像有一种失魂落魄似的。怎么样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文化是最大的救赎力量，要靠着我们文化的救赎来重新振奋整个民族。”日前，台湾作家白先勇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上，开门见山谈及对中华文化复兴心存的忧虑和期许，白先勇说，“ 二十一世纪是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再错过这个世纪，可能我们的文化再回头就真的很难很难了。”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杨天石、叶朗、章立凡、苏伟贞、傅谨、黎湘萍等来自内地、港台的近百名学者，从文学写作、昆曲复兴以及历史书写等不同角度，对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进行探讨。从五十年前创作《台北人》系列小说，到后来主持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及至今年编著《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其视野立足对中华文化的整体关怀”成为与会者对白先勇的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共识性评价。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意义，白先勇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价值：它的美和它的情，美跟情是两种救赎的力量。”

相似的文化参照

为白先勇确立声名的是其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系列小说，以《台北人》、《孽子》、《纽约客》为代表，白先勇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了几代人辗转飘零的历史，今昔之叹，难以尽述。白先勇说：“每个人心里都有难以言表的失落和遗憾，而文学的意义就是为把这些难以言传的苦痛写下来”，“文学最能够投射一个民族的心灵和精神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没有文学的教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两岸也许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隔了很远，但我们整个精神的传统是统一的，文学最能够弥补任何的历史或者是政治造成的创伤。”

用明人祝允明所说“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生接而情生”来理解白先勇小说的意涵，大抵是能够贯通的，其小说里追忆和留恋的情绪，是所经历之事的心理刻痕：9岁时罹患肺病，被长期隔离在上海的一幢小楼里，由一位家佣看顾陪伴，使他对易于逝去的喧嚣和欢乐尤其敏感。他说，少年时代一直很孤僻，直到大学时办《现代文学》，内向的性格才有所改变。

台北市松江路133号，是谈论白先勇文学活动的重要空间坐标，上世纪60年代，留名台湾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在此创办。谈到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台湾作家苏伟贞认为，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和母亲的故去对他的写作有直接影响，白先勇曾写：在美国过圣诞节，形单影只，面对摩天大楼、万家灯火的繁华，“这样的二元落差，撞开他文学的灵魂，他在文章里面谈到一种天地又有纸捻，顷刻间……清澈起来，死亡导致混沌，再度倒影人生。”

“阅读白先勇，能够发现我们和他之间的文化参照体系特别相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从历史书写与小说艺术的角度阐发白先勇小说创作的价值。对照大陆作家的创作，陆建德认为，白先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话的艺术”，“"对话"在小说创作中是最难的，我们通过对话，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出了人际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对话是中国当代大陆作家还需要花大力气的。对话的艺术，建立在作家对人情世故的认识上。大陆作家有一个特点，想象自由不拘，这个值得称赞。但是我们读白先勇的作品则另有一种风格，是古典主义的、收敛的、克制的风格，阅读起来会有很多文外之音。”

白先勇说：“《台北人》是写给父亲母亲的一首挽歌。”事实上，无论是早年所建构的小说世界，还是后来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一种大时代情境中繁华落尽、曲终人散的苍凉之意，始终是白先勇内心的底色。写作《台北人》五十年之后，今年，白先勇编著《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自己也惊诧于写作轨迹奇妙的轮回。他引戏曲界好友聂光远的话说：“《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的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刘禹锡说"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可能就在写历史的沧桑。”

亲近自己的传统

戏曲理论家、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用“白牡丹”称许白先勇主导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意在强调青春版《牡丹亭》为传统艺术在当代继续生存和发展命题进行的有益探索及其确立的典范意义。事实上，早在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选首批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前，白先勇已有志投身昆曲艺术的传承。青春版《牡丹亭》导演汪世瑜对1986年出访美国时与白先勇初次会面的情景有深刻记忆，“你能感到他对昆曲的传承有一种很深的焦虑，但具体怎么做，他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想法。直到2002年，我去台湾演出，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白先勇拉着我在一个小咖啡馆里聊了一个通宵，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执导青春版《牡丹亭》，一是收俞玖林做学生”，“他是个很有谋略的人，而且很会做工作。”汪世瑜说。

当时，白先勇一边着手改编剧本，一边为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托钵化缘。白先勇说：“向人开口要钱，是很难堪的，但"兹事体大"。所幸，刚开始，趋势科技给了100万的资助。”

白先勇请来昆曲的名角、素有“巾生魁首”之称的汪世瑜担任导演，又邀约吴素君担任舞蹈、王孟超担任剧场设计，目的在于把今人所亲近的艺术手段巧妙融洽于高度程式化的昆曲舞台。汪世瑜说：“白先勇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青春"，要"美"，因为他要实现两个方向上的传承，一是演员的传承，一是观众的传承。”

历时两年制作，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第一次在台北首演，其后，开始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演出。2006年，白先勇携《牡丹亭》出访美国，在加州大学四大校区献演4轮共12场，3场戏200美元1套的戏票，场场爆满，之后，《牡丹亭》又出访英国和希腊，在以非华裔为主要观众群的西方世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访美以来，中国传统戏曲在西方舞台上沉寂良久之后再度引发的热潮。2004年首演至今，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场次达200场，吸引观众约40万人次，观众中70%是高校师生。这是观众层面的传承，而在演员方面，白先勇也有一个预期的传承计划，例如，俞玖林向汪世瑜学习演“拾画”，而汪世瑜是周传瑛传教，周传瑛是沈月泉传教，以此，围绕一出戏，建立一个表演传承谱系。

如何将高度程式化的戏曲艺术拉近给现代观众，达成传统表演艺术与当代审美诉求点的相互生发的关系，这是中国戏曲传承与改良面临的课题。在汪世瑜看来，“昆曲的魅力除了文辞清雅，唱腔婉转，有声必定有动、有动必定有姿的细腻表现外，还在于昆曲学艺、收徒从没有门户之见的大家气象，摒弃了老戏班的很多陈规旧俗，非常清新。我既跟周传瑛学做工，也跟俞振飞学唱工，不能说学到了老师们的精髓，但表演方面是完整的。”

白先勇始终相信“传统绝对不是静止的，传统一定是在流动的，慢慢变成自己的一个经典”，他说：“传统，一方面是不停地保持过去的精髓东西，一方面一定吸收新的元素往前开展。做青春版《牡丹亭》时常常有一个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传统，如果把昆曲的传统美学推翻了，那就不是昆曲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把昆曲的传统美学维持住，让它在21世纪的舞台上发光，这个分寸的拿捏是很难的。”

白先勇用“悲愿”来表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意愿，他希望“年轻的学生，至少一生中有一次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而受到感动，希望精神上的依归，再来重新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青春版《牡丹亭》最后一次在北大演出的那个寒冬之夜，他一直记得，“2009年12月，零下九摄氏度，在百年纪念堂，2400个座位，三天满满的，天寒地冻，演出完学生们不肯走，我看他们脸上都发光，好像参加了一个文化的仪式似的，不肯走。他们一个一个来跟我握手。那一刻，我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也就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