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拍观察：拍卖梁任公

詹皓 艺术市场资深评论家

　　北京匡时(微博)拍卖公司将“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的拍卖，包装成了一个文化事件进行大规模营销，此举引发了梁启超后人的集体不满，发表声明称拍卖违背梁启超生前意愿，且“南长街54号”也并非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后人的这一表态，当然是给正炒得热气腾腾的匡时一记闷棍，但退远一点看，此事还真能说明点问题。

　　首先，是这批档案拍卖的法律普及问题。档案当事人已故，档案时间也超过了50年，其著作权已归全社会所有，但其财产权却存疑。档案来自梁启超弟弟梁启勋的后人，来源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合法拍卖，但拍卖却与梁启超生前要捐献所有文献的愿望相违背。

　　其次，此事将梁启超兄弟的家族恩怨向社会揭开了。此次营销让大众知道了梁启超还有一个这样的弟弟，但梁启超后人的表态，则让大众进一步了解了两兄弟的家族恩怨——梁启超去世后，梁启勋出任日伪机构的职务，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率全家与梁启勋家决裂。

　　那么紧跟着的问题来了。既然要通过这批档案全面弘扬梁启超，档案的主要部分也是梁启超的，为何拍卖公司事先没有同梁启超后人取得联系、进行沟通？也许是两家后人的关系长期僵化不便沟通，也许是因为梁启勋后人的某些意愿，总之，为了取得档案的拍卖权，匡时方面明知山有虎也冒着风险上了，想想我们总是在大力弘扬你梁启超，后人即使觉得不妥，也不好多说什么吧。

　　匡时的营销中，试图勾勒梁启超所介入的民国历史风云，提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这本身是让历史走进大众、还原历史全貌的一种极大热忱，相对于那些对文化无所作为的拍卖公司来讲，此举是一介拍卖公司主动招揽文化责任上身的义举。但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相信许多拍卖公司都会遇到——作为商业中介机构是否应该直接进行学术活动？

　　比如发布GDP、CPI数字，是应该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呢，还是某家证券公司？假如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声音，某家证券机构却大谈最新的GDP、CPI数字，这妥当吗？

　　学术应当有学术的“腔调”，别的不说，至少应该主动回避商业利益的牵连。但问题是，如今，一些真正的学术机构为了避免跟商业利益扯上关系，对于相关的社会事件都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浑水是不趟了，但事情也没人做了。巨大的文化空缺留在那里，让一些有文化责任感的商界人士心里痒痒，看到机会实在不忍放弃，就着急地挺身而出了。这好像新娘子急着嫁人，自己动手化完妆，就直接上婚礼去了。

　　其实，如果匡时事先能跟梁启超后人有所沟通，了解底细，然后在公开营销时加以详细说明；如果匡时联手的中华书局(微博)、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能在学术推广上走在前头，那些描摹近代史和梁启超丰功伟绩的文章标明出自学术机构之手，而匡时只是以协办的身份助推；如果在推广时对“南长街54号”是否梁启超故居能有更多科学的说明，那么，后来闹得沸沸扬扬，将整个营销计划打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文化就是讲究，做文化，也许应该更讲究一些。